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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動機

    “千分之零點五”.自今年全國“兩會”以來，這個數字頻頻成為媒體焦點。如此重視的原因很簡單，關乎孩子：

    目前，我國兒童總數為2.26億，但每千名兒童僅有0.53名兒科醫師，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我國的兒科醫生已經十分緊缺。

    就在人們討論如何解決兒科醫生辭職潮，國家大力推動兒科發展之時，兒科里的“全武行”仍在上演，甚至愈演愈烈。

    冷言惡語甚至拳腳相加，兒科為何躲不過醫患**？兒科醫生短缺的背后有哪些現實尷尬？

    本篇報道試圖找尋這些答案。

    “裴奶奶”辭職了。

    這名擁有40多萬微博風濕、公眾號風濕也超過了12萬的兒科醫生，在今年3月初在公眾號上發布辭職文章后，閱讀量便突破了10萬，后臺收到幾千條留言。

    或許在文章發布后的十幾天里，裴洪崗仍有些焦慮自己的選擇。

    但同行遭遇的又一次“非人”待遇，讓他覺得“走對了”.

    一段攝于深圳市龍崗區第五人民醫院（平湖醫院）門診大廳的視頻中，死亡患兒家屬十余人，拉著“無良醫生，草菅人命”的橫幅，有人蹲在地上燒紙錢。一個身穿白大褂的醫生低著頭跪在火堆前，一直被罵，時而被打，多人圍觀，無人制止。

    曾經，裴洪崗只是在微博上做做白日夢：“等我有錢了，我要配一個保鏢防醫鬧，配個秘書寫病歷，再配個律師審病歷。”

    在過去的幾年中，和“裴奶奶”做出同樣選擇的兒科醫生也有很多，僅其所在的深圳市兒童醫院在過去4年就有36名醫師及139名護士辭職。

    喊打喊殺的家長

    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骨科中心主任李明生活中，除了同事，最熟的人可能就是醫院里的特警了。

    為了保證這里兒科醫生的安全，20余名特警保障這家兒童醫院醫生的人身安全。

    “要請人保護，這讓我們兒科大夫怎么想。”但現實告訴李明，這或許是“明智之舉”.

    在去年6月末，這里就曾上演“全武行”.

    事發當天下午，一名8個月大的患兒因**膿腫被家長抱到醫院。經診療，值班醫生及住院總醫生認為小孩**膿腫只有1厘米左右，到門診輸液治療即可。

    “可對方說他們住得遠，來回前往醫院不方便。”據當時在場的醫生回憶，住院總醫生不停給患者家屬解釋，一是患兒沒有住院指征；二是醫院確實沒有床位，且醫院規定不能隨便加床。

    為了避免矛盾升級，住院總醫生表示聯系一下看能不能安排一個床位。但患者家屬卻誤以為是自己在醫院沒有“熟人”才會被拒絕入院，便對醫生進行暴打，并用凳子砸壞電腦顯示器，后被趕來的保安制止。

    這是因為住院被打的，還有住院后詢問患兒病情被打的。

    在廣東某兒童醫院工作的夏醫生就因此被患兒家長“臨門一腳”.

    兩歲半的患兒因為摔傷，在凌晨一點左右被送到醫院。經過診斷，孩子傷情較重，是肱骨骨折，需要立刻進行手術，否則孩子可能會留下后遺癥。

    當晚急診值班的夏醫生走到患兒床邊詢問病情和進食時間等情況。據他透露，也許是沒有聽到，一開始患兒家長并沒有搭理他，他只好轉而詢問孩子的爺爺和奶奶。這時患兒父親卻忽然指責醫生不找他問情況，夏醫生只好解釋因為他當時并無反應，以為他不清楚情況。隨后，夏醫生繼續詢問孩子的爺爺奶奶，并將情況寫在備案記錄上。

    根據醫院的監控錄像，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這名父親忽然抬腳就踢向了夏醫生，并且對其大聲辱罵。

    “我當時并未和他糾纏，轉身走出診室報警。十分鐘后他冷靜下來，主動找到我道歉。”至今回憶起這起事故，夏醫生都覺得“莫名其妙”,“后來調查，說這名家長當天動怒是因為孩子的病床被安排到急診走廊。可問題是，在他們來醫院之前，就已經有十多名病童因為病房爆滿而安排在走廊了”.

    夏醫生的同事張韜告訴記者，要有“金剛不壞”之身以及“鋼鐵般”的心臟，“兒科愈演愈烈的醫療暴力，也是兒科醫生逃離的重要原因。我自己也曾經遭遇過家長莫名的暴力，令人寒心”.

    曾有兒科醫生粗略計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醫護人員被推過、打過，“這個數字還不夠可怕嗎？”

    作為兒科醫生中的資深代表，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兒科主任王斌，面對喊打喊殺的家長已經習以為常。王斌的科室主要治療危重癥患兒，他們是比成人更加脆弱的生命。醫學是不完美的科學，患兒離世，家長甚至發短信威脅“要殺你”.

    60小時“煉成術”

    雖然沒有遭遇過“毒手”,但患兒家長的種種責備，卻壓倒了她心理的最后一根稻草。

    “救命！”在趙啟云的執業生涯中，已不知是多少次在睡夢中被這種呼救聲驚醒。

    條件反射地爬起來，一看表剛凌晨1點。匆匆披上白大褂，跑到病房，卻發現患兒好端端躺在床上，患兒家屬正扯著值班護士的領子，大喊“救命”.

    “見我來了，家屬氣呼呼地把護士推到一邊，嚷著‘你看看，你們醫院是什么水平，給我孩子扎針扎了兩次都沒見血’。我只能一邊解釋兒童血管細不容易找準，一邊安撫著快被嚇哭的護士。”趙啟云向記者回憶著執業中最后一次被責罵，“低聲下氣，努力安撫，才讓對方不再怒目而視我們”.

    不愿總要低聲下氣和被尖叫驚醒的趙啟云，在2015年8月遞交了辭呈，離開了成都的這家兒童醫院，很快在同城另一家醫院的內科找了份新工作，這離她從事兒科工作不到5年。

    早上6點起床，匆匆洗臉刷牙吃點早餐后，坐地鐵40分鐘直奔醫院，基本上7點半前到達辦公室。從早8點直到中午12點半，一般能診治患兒60名左右，平均每3分鐘看一個。一上午4個多小時，常常不喝一口水不上一次廁所。

    這是趙啟云在過去幾年里的常態。這名年輕的醫生告訴記者，像她這樣的兒科大夫，下午一兩點鐘吃上午飯是常有的事，周末常常不休息，一年中有半年得值夜班。

    一入兒科苦似海，從此休息成路人。

    這是趙啟云和同事們編的順口溜。

    “人人處在過勞狀態中，基本已無潛力可挖”——其實，這是國內所有兒童醫院內科醫生的工作常態。

    這樣的常態，張韜已經堅持了8年。連軸轉，對于這名35歲的醫生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

    每天8小時工作時間，一個星期40個小時，對于一般職業來說，即使加班一周也不會超過50個小時工作。但作為兒科醫生的張韜，每周的工作時間都會超過60個小時，上不封頂。

    24小時值班，往往被急診手術充斥。早晨的8點，卻不是值班后的休息時間，因為還要做平診手術。根據醫院對外的時間表，張韜上午的出診時間一般為3個小時，但掛號都會超過40個，面對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量，張韜只有一個選擇——加班，而且是在保證“三四分鐘看一個病人”的基礎上，因為有的病人需要做檢查后再回來看病，所以相當于看五六十個病人。

    這樣的種種，讓很多兒科醫生到了40歲便有“干不動”的感覺，從而導致在成為資深醫生甚至專家后，便有了出走的意愿。

    四面埋伏的壓力

    在業內人士看來，兒科成為醫患**高發地帶的同時，也為兒科醫生帶來了過多的壓力。

    如果想要體驗從早到晚沸騰著的至少80分貝的噪音，那么請到任何一家兒童醫院的門急診室。在那里，焦急的家長總是把診室門口擠得水泄不通，一個患兒身邊常常圍著五六位大人——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現在一家一個孩子，家長們都希望醫生護士做到盡善盡美，容不得一點差錯。”北京兒童醫院的一位門診負責人說，“每當發生爭執，總是要批評科里的人，但說心里話，真的很心疼她們，她們壓力實在太大了。”

    兒科醫生的壓力除了來自兒科這個專業的特征，更來自患兒的家長。中國獨生子女家庭占了多數，當家中唯一的孩子生病時，一家人便陷入焦慮中，家長認為孩子沒有得到應有的醫療服務，再加上就診空間嘈雜擁擠，醫生護士常常成為家長們宣泄焦慮的對象。

    “兒科投訴特別多。”張韜說，現在都是獨生子女，一個孩子生病，有時候甚至來6個家長，大家的期望值很高，又希望一來就能看上醫生，可醫生不夠呀，那就得等，一等幾個小時，可輪到看病可能只有幾分鐘，家長就可能去投訴。

    醫院里有這么一句話：“金眼科銀外科，又臟又累婦產科，吵吵鬧鬧小兒科”.

    “兒科診療環境特殊，醫患沖突隱患大。”李明說，基于病患身心特點、發病機制、患病種類的特殊性，在臨床工作中，對兒科醫患人員要求高，既包括專業的理論知識、技術技能，亦包括相應的溝通技能及心理素質。

    兒科又被叫做“啞科”,小孩子很難描述自己的病情，全靠醫生觀察、檢查，對醫生的要求非常高。

    “但是我們這些兒科大夫多是在長期的嘈雜環境中工作，工作節奏快、勞動強度大，思想真的是高壓狀態、身心疲勞，如何在確保給予患兒最佳診療的同時處理好與患兒及家長的關系是有一定難度的。”張韜對記者說，“一般情況下，成年人能夠清楚地知道自己哪里疼痛，疼痛的程度。可是對于一些語言能力還未發育健全的孩子而言，可能只會哭和鬧，這就需要醫生靠經驗來判斷病情，加上小兒病情發展變化快，使得兒科醫生慎之又慎，壓力山大。”

    在張韜看來，兒科病患病情特殊，醫患交往障礙多。

    “以急診為例，兒科病患多起病急、來勢兇、變化快、危急病人多。危急癥狀如高熱驚厥、中毒和意外傷亡，往往在孩子玩耍過程中突然發病或發生意外。”張韜的同事曹云說，家長在***就醫前已心急如焚，他們沒有病情惡化甚至死亡的思想準備，這是兒科醫患容易觸發矛盾的一個關鍵點。

    不再逃離待支持

    當兒科醫生時每月收入四五千元，當內科醫生后一個月能有七八千，“而且比兒科時輕松多了”.

    這是跳槽后趙啟云的薪金變化。

    在記者的走訪中，許多兒科醫護人員也坦言，“兒科雖然不是待遇最差的，但絕對是墊底的”.

    業內醫生認為，一些綜合性醫院確實忽視了兒科，其忽視的原因不是因為兒科方面的人才不行、水準不夠，更多是跟大的醫療環境有關。

    “現在公立醫院說是要體現公益性，但醫院的運轉主要靠自身創收，而兒科經濟效益差，若總是需要醫院‘照顧’甚至‘貼錢’，縱然社會效益高，也可能被綜合性醫院‘舍棄’。衛生主管部門同樣要顧慮醫院的效益，多少有些無可奈何。”1986年走上兒科崗位，目前已是深圳某三甲醫院的兒科主任沈軍向記者介紹說。

    醫生待遇低、工作強度大、患者就醫體驗差，從而導致醫患**頻出。

    相比外部的改革，多位兒科醫生均認為，改革的最終目的是還兒科醫生以職業尊嚴，兒科醫生的付出能得到相應的回報，讓他們的勞動得到尊重，不要單純以科室的創收能力來評價一個專業的重要性，也不要把科室的經營效益完全與兒科醫生的薪酬待遇相聯系。

    絕大多數兒科從業者也認為，經濟利益關系制造了兒科醫生的供求失衡，這才是最值得醫療管理部門反思。在公眾增加醫療支出有限的情況下，他們希望的是兒童醫療保健服務能夠多一點行政手段的介入，需要公共財政的投入，以緩解醫患之間的利益對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