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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在歷次改革中得地理、人文之優勢，在某些方面走在全國的先列。近年來CEPA的先行先試，是廣東在服務業和醫療領域與香港的交流更加密切。放寬了香港、澳門醫生到廣東獨資辦醫院的條件。雖然目前廣東已經有17家港資申請辦診所、門診和醫院，10家已經開業，但是規模上沒有明顯的突破。原因很多。除了公立醫院占領和壟斷了大部分市場份額之外，關鍵的是由于政策的倫理道德偏差的影響，醫生和患者的醫療行為與國際上存在極大的差異。

    緣于我是分管外事與港澳工作，為落實CEPA的各項工作經常出入粵港兩地，除了了解香港的醫療制度之外，更多是進行政策宣講，為加強兩地更密切的合作關系做一些實際的工作，因此香港醫療界各階層的人員與我都非常密切的聯系，同時也反映出大陸的醫院與醫生醫療行為、患者的就診觀念對他們辦醫的一種擔憂。最近，有一位香港專注社區醫療服務的醫生給我發了一份感想，大家可以從中讀出目前我們醫改如果要回歸醫療的本質還面臨著巨大壓力與距離。

    剛剛有一位二十歲的內地女學生前來求醫，主要癥狀是流鼻水和喉痛，我的診斷是由一般上呼吸道病毒引起的“傷風”。我照慣例在處方之前，先探討一下在病人心理面，究竟期望我今天能怎樣治療她；不出我所料，又是這個答案：“醫生，我看我應該是‘上火’了，我想調理一下身體；我還想快一點痊愈，可不可以替我‘吊針’呢？”

    從最普通的傷風感冒，我看到兩地市民對診癥期望以至整個醫療文化的差異。我相信大部分因傷風而求診的香港人，也不會期望醫生要安排他入院“吊鹽水”的；相反，這個治療方式在內地就較為常見，難怪女學生今早有這個期望。上星期，小區醫護聯盟邀請我到惠州教學，對象是當地新畢業的年輕全科醫生。我經驗尚淺，教學愧不敢當，于是我把本來用作單向式“講書”的兩小時，設計成“模擬診癥”形式，即我預先準備好七個截然不同且各具教學意義的模擬個案，由我來飾演病人，再選出七位觀眾分別擔起醫生的角色。起初他們都很不習慣這種互動的學習模式，但畢竟是充滿潮氣的年輕人，很快他們已經很熱烈地接受挑戰，爭取飾演醫生的機會，其它臺下觀眾還踴躍地成為智囊團呢！通過“模擬診癥”，我能夠直接跟內地的前線醫生對話，了解當面對同一個癥狀時，他們的思維模式跟我有甚么分別，適當時把我的臨床經驗與他們分享，的確是一次很難忘的經歷。

    課后我與分別來自香港與內地的醫學前輩閑談，才了解到內地的醫改困難重重“以藥補醫”政策緣起于五十年代，由于醫護工資一直低微，因此醫療機構依賴藥物收入作為重要補償渠道，造成過份處方、過份檢查。除了增重了市民看病就醫的經濟負擔，濫用抗生素亦引發抗藥性問題，而過份檢查導致的大量“假陽性”報告則造成市民無辜的擔憂；這種情況不免扭曲了醫護人員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甚至有網民以「戰爭」來形容醫患關系！

    作為一位家庭醫生，良好的醫患關系，是我在整個診癥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是我們家庭醫學專科培訓的重點之一；倘若醫生與病人之間喪失了互信，無論在微觀的個人健康層面上，還是在宏觀的公共醫療成效層面上，也是損失慘重的。很高興得悉國家衛計委打算全面取消“以藥補醫”這項逾五十年的政策，不過改革長路漫漫，實際困難重重，要改善醫患關系絕非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的。寄望香港和內地的醫護同業不要氣餒；盡管我們的病人來自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也自然擁有著文化上的差異，但只要我們抱著敬業、樂業的精神，一點一滴的工作積少成多，病人是會感受得到的。

    最近，在網上與網友們就“任督兩脈”的是否可以打通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在討論當中說到中醫生與西醫生的價值的時候，我提醒大家，首先不要爭論誰能“創收”，要注意的是，現在看病，不管是看大醫院還是看小醫院，不管是看中醫院還是看西醫院，都是病人選擇的。也不管中醫院還是西醫院，都在利用可以賺錢的手段維持這醫院的發展，假如中醫院不利用意義的手段賺錢，可以生存嗎？反觀西醫院呢？您知道為什么嗎？這是所有醫院不可逃避的一種政策陷阱：醫生的勞動價值不是通過他們的能力來體現的！而是通過過度醫療的行為來體現的！我們還真的不要認為我們很行！回去看看你創造了什么價值？如果，中醫生與西醫生都是通過診金體現價值的，我不認為中醫生就比西醫生窮！醫改當前，作為醫生可不要認為與己無關！你也許會說：“你是干什么來著”。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左右政策，我所在的位置既要考慮到醫院的生存，也要考慮到民眾的利益，更要扭轉不合理的醫療環境而呼吁，也只能呼吁。

    醫患失信中政策影響因素遠遠不在此，我們應該好好檢討，不要再執迷不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