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精神病人是這個社會里邊緣人群,那么精神科醫生在醫療體系中也是對等的弱勢群體。他們職業生涯與同行相比枯燥而充滿風險,備受偏見,他們獲得的更多是千奇百怪的病人和他們身后的社會萬象。
付冰冰是安定醫院的一名精神科醫生。作為中國近兩萬名精神科醫生的一分子,在職業生涯初期,他也許還要像他的前輩們那樣,嘗盡精神科醫生的人生百味。
今年是付冰冰來到安定醫院的第五年。當年,因為高考志愿上填了“服從調劑”,他被醫學院調進了剛剛成立的精神病學專業。他曾希望通過考研轉到神經內科,但考研失敗,他“轉行”的希望破滅,“被動地”成為精神科醫生。明年初他如果通過院里的“第二次大考”,將升為主治醫師。
“時間長了會不會得病?”
在中國,精神科醫生這個職業備受偏見。中國的精神科專業醫院的前身大多都是精神病人收容所,在世俗的眼中,這里是“瘋子”的聚集地,是“無法理喻”的危險空間。許多人對于精神科的醫生都很好奇,甚至一些醫生同行也會常問,“在那里待的時間長了會不會得???”
除了偏見和歧視,工作強度大、風險高、待遇低同樣也是讓醫學生“躲避”精神病學專業的客觀原因。付冰冰說,“誰都知道,收入上內科不如外科、精神科不如內科。”
安定醫院的門診樓連大廳里天天人滿為患,偶爾有患者躁狂發作,人們才會躲避、擠讓著為他閃出一條路來。
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郁門診,更多的工作時間,付冰冰是在住院樓九病區的值班。像付冰冰這樣的“住院醫”,每個人要負責十位左右的住院病人。新病人住院當天,他們最短要用四十分鐘的時間,耐心向家屬詳細了解病人的既往病史、家庭關系、社會關系,再把這些情況逐字敲進電腦,存檔進電子病歷。有時趕在他值班時一天新來五六個病人,那就連飯都顧不上準時吃,遇到躁狂癥狀的病人,被抓傷也是常事兒。
在住院樓的另一端,是八病區病房主任姜濤。“我們精神科醫生比別人節奏慢多了,你看綜合醫院急診的24小時住院醫,那來的可都是急茬兒。”姜濤半調侃著為自己尋找著一點“優越感”.事實上,姜濤來到安定醫院工作二十二年,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的強度幾乎沒有變過。每天早上七點開始查房,十點才能坐回椅子上歇會兒。
姜濤說,在這里工作,需要保護自己,不留給病人襲擊的空間。姜濤負責的八病區收治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癥、毒癮和酒癮等更具攻擊性的病人。“比如有的病人會陷入幻聽,將醫生當作特務,而自己是國家安全人員,跟蹤醫生。醫生有可能被襲擊。”
與綜合類醫院不同,安定醫院的醫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中午不能外出。“因為護士在中午有一輪查房,出現情況需要醫生隨時處理。”
低收入,高風險
作為醫生,從‘住院醫’到‘主治’,再到副高、成為‘專家’,就算順利,也至少需要十一年的時間。“
醫院的心理治療師為一個病人做五十分鐘的心理咨詢的價格三十塊錢,一天頂多做六個病人。而目前社會上的心理咨詢行業,即便是”練級“的心理醫生,收費也是醫院心理咨詢師的十幾倍起。
與低收入對應的是高風險,這點在姜濤的職業經歷里最能體現。做住院醫生時,又一次值班,就遇到緊急情況,一位病人產生了幻聽,對同屋的另一個病人又是椅子砸、又是開水燙,姜濤好不容易控制住了發病的病人,將受傷的病人帶到另外一間病房處理傷口,燈一亮,旁邊的年輕護士先被病人的慘相嚇得暈了過去,最后他只能先掐醒了護士,再自己單獨處理病人的燙傷和外傷。也是在這里,姜濤第一次被病人襲擊,一個高他一頭、身體強壯的女病人因為抗拒住院,掙扎時一拳打飛了他的眼鏡,他的眼眶腫了好久。
有時,姜濤也能感到職業成就感。一個得抑郁癥的女大學生在他的督導治療下,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恢復、出院,順利畢業、分配工作。她的父母特地來到醫院,向他表示感激。
回憶過去,姜濤會感慨:”精神科醫生是個得坐得住冷板凳的職業。“二十二年后,當初與他同期來到安定醫院的三十個醫學本科生,只剩下了幾個留在這里。
最”無力“的事情是與家屬溝通
精神科醫生為病人診斷時,需要像福爾摩斯一樣細心、縝密,不放過一個細節。不過與病人和家屬的溝通也是最讓精神科醫生們感到”無力“的事情。
在九病區,抑郁癥病人的家屬一般都屬于”高情感表達“,對于醫生期望很高。這里的醫生和護士,每逢周二、周五的探視時間,都要準備一個講課的PPT,要對探視病人的家屬們反復講解抑郁癥治療的相關知識,讓他們改變對待病人的方式。
”每當看到那些對病人不理不管或發脾氣的家屬,我就特別想吼他們說:難道你不知道他是個病人需要照顧嗎?“付冰冰說,”我們脫掉白大褂,情感和普通人沒什么不同,會同情被父母不管的孩子,也會反感破壞別人家庭的小三,病人跟我們開玩笑我們也會很高興,郁悶時大家關起門來發發牢騷。但我們穿上白大褂,職業就要求我們收起情感好惡,眼中只能有病人,一舉一動要照顧病人微妙的心理感受。“
而在八病區,許多病人因為病癥的嚴重程度已經無法痊愈,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家屬往往表現麻木,除了病人發病時將其送到醫院,便不做其他,甚至對醫囑也不以為然。
付冰冰說,每一個病區的住院醫生都是”流水的兵“,這些病人就這樣從一個醫生手上交到另一個醫生手上,”我來這里時離開的人把他們交給我,等我離開始再把他們交給新的住院醫生。“
精神科醫生也常常目睹了太多的天才殞落而為之惋惜。在付冰冰的記憶里,有一個曾被維也納音樂學院錄取的鋼琴天才,因為潔癖和強迫癥,總是感覺琴鍵很臟無法下手去彈,住院的時候,他會一遍又一遍地在廁所里重復著沖馬桶、洗手。”如果不得病,他也許又是一個郎朗。“
”要說這個職業對我的影響,我想就是到現在對什么都見怪不怪了,對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了。“姜濤說,”有時會有一種惰性,不再好奇。不過這種惰性不是專業上的,畢竟專業是吃飯的家伙,也關系到別人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