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自述：“供體”被當豬養(3)
賣腎的種種“理由”
在做手術前，賣腎者的心情既害怕又興奮，害怕是怕疼，興奮是因為馬上就能拿到錢
“在中介窩點，大家吃飯就故意浪費，開水一壺接一壺地燒，燒完沖廁所；飯煮兩鍋，吃一鍋倒一鍋，菜也是炒一盤倒一盤，我們5個人，兩天干掉50斤米，一桶油。為什么這么干？因為我們‘供體’恨中介，恨死中介了。明明知道一個腎能賣多少錢，但到你手里能有1/10就不錯了。中介、老板、主刀醫生、麻醉師、護士，每一層都要拿錢。這些錢，都沾著賣腎者的血。”
馬濤接觸到的每一個賣腎者，無人不痛恨中介，但生活的無奈讓他們只能賤賣自己的器官，在他們看來，這是他們唯一還能支配的資本。
每個人賣腎的動機，其實并不復雜。但現實的殘酷就在于，每一個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釋賣腎行為的理由，其背后隱藏的是個體的命運之困。在無奈的現實面前，在自尊的驅使之下，他們選擇了賣腎。
“凡是賣腎的人，都會給自己找個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起碼這個人的心并不壞。”每個人賣腎的理由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同之處：缺錢。
在記者暗訪中，何青、孫明、馬濤講述了一些賣腎者看似五花八門的理由：
董楠，25歲，陜西人。他用來拉貨的卡車被交警扣下，他曾經想通過賣腎來籌錢贖車。因為頭腦靈活，能說會道，董楠得到強子的賞識，讓他做幫手幫忙“養人”。董楠喜歡上網玩通宵的網絡游戲，經常以各種理由克扣賣腎者的生活費。他還會發動其他的賣腎者去網吧，找更多的“供體”，成功找到一個就可以從中賺取500元“介紹費”。
小丁，22歲，河南人。為了湊3000元錢給女朋友打胎，來廣東賣腎，來到中介窩點的當晚，被馬濤和孫明勸回家了。
阿管，24歲，廣西人，從小被爺爺養大，一直待業在家。為了給爺爺買養老保險才準備賣腎。他打算等賣腎賺了錢，就租個房子，買臺電腦，玩網絡游戲賺錢，后因為體檢不合格被強子打發走。
小張，25歲，廣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張信用卡一共欠了5萬元債務，一直表現得很憂傷，住了一晚后自行離開，走之前給馬濤留下一封遺書。
阿豪，19歲，廣東人，堅定不移地要賣腎，只是為了還分期付款買的智能手機，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后來被強子3000元“轉賣”到鄭州的地下中介。
在做手術之前，每個賣腎者的心情極為復雜，緊張、興奮、刺激、害怕。緊張、害怕是因為以前沒做過這種手術，怕疼；興奮、刺激是因為馬上就能拿到現錢，兩萬元。
脫離了中介的馬濤，在深圳一家學校做校車司機，而孫明則成了快遞員，雖然工資不高，但他們每天過著踏實的生活，同時也在朝著自己的夢想一步步靠近。
賣完腎的何青，現在仍然無法勞動，住在250元一個月的出租屋里，每天無聊地上網，玩著新買的手機，盤算著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債務該如何償還。
中介分成兩個體系
中介分成兩個體系，一個專門找患者，這些人常年游蕩在各大醫院里；另一個專門找“供體”
在全國，非法器官*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地下網絡，地下中介遍布全國多個省市。漳州、鄭州、成都、南昌……在廣東，主要是集中在外來務工人員相對密集的珠三角地區。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珠三角一帶的腎源，一半被強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所控制。事實上，強子只是這個非法器官*鏈條中的一個小老板，在他背后還有更大的老板。至于這個人是誰，具體做什么的，很少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是東北人，擁有一家自己的私人醫院。”
中介分成兩個體系，一個專門找患者，這些人常年游蕩在各大醫院里；另一個專門找“供體”。強子就是找“供體”人群中的一個小老板，負責出錢“養人”，通過中介做成一例腎臟移植手術后，可以提成5萬元。強子自稱，2011年他經手促成腎移植的，就有100多例，“而且從來沒出過事。”
在強子的下面，就是線上和線下工作人員。線上有各種網絡客服，包括通過網頁、論壇等非法網絡廣告，線下工作人員主要負責“養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來去自由。等到供體配型成功后，就與主刀醫生聯系，安排手術。
而一些私人醫院的醫生，為了掙外快，也愿意私下跟地下中介合作，“但相關的手術設備一定要夠專業。這里面肯定有著高額的利潤空間，否則誰會愿意鋌而走險？”
據統計，全國每年有近100萬名依靠透析維持生存的腎病患者，2011年，國內合法進行的腎移植手術還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場需求導致地下賣腎中介的興起，他們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網絡，并從中牟取暴利。
尋找“供體”—提供食宿—安排體檢—配型成功—簽署協議—移植手術，這就是非法器官*中介的典型流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何青、孫明、馬濤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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