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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在廣州市檢察機關查處的“醫鬧”案件中，“職業醫鬧”案件數已占“醫鬧”案一半，而一些外來工更是將“醫鬧”作為解決醫患**的主要途徑。（9月24日羊城晚報）

    8月10日，湘潭婦幼保健院孕婦慘死，輿論爆棚；9月19日，湛江婦幼保健院胎兒死亡，公眾喧囂。不同的時空，不同的劇情，相同的結局中，貫穿著一個共同的惡因——職業醫鬧。

    同樣的事情，或許每天都在發生，當醫鬧已經成為一種產業鏈，當這種非典型的產業鏈日趨延伸，帶來的只能是醫患關系不斷惡化，甚至是整個醫療衛生行業的信任危機，這絕非危言聳聽。

    援引一組調查數據，“職業醫鬧”的出現，57.5%的受訪者認為，是“現有的法律仍不完善”,事實也確實如此。

    試想，一旦出現醫患**，走醫療鑒定、司法訴訟，動輒就是經年累月。對于家屬，在逝者身上動手動腳素來是大忌，這其中，不僅僅是出于靈魂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對鑒定結果的不信任。作為外行人，換位思考，我們也很難想象，這樣的鑒定，有多少公平性可言。所以，選擇這個途徑，不但在時間上耗不起，結果上也是輸多勝少。

    相比之下，“醫鬧”來得更為干脆，時間上速戰速決，效果上立竿見影。一般而言，比之醫院，患者家屬是弱勢群體，但一旦“鬧”起來，這樣的對位就很難說了。所謂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醫院出于種種顧慮，往往謹言慎行，而家屬則是光腳不怕穿鞋的，停尸、圍堵，掛橫幅、設靈堂等無所不用其極，加之公眾同情弱者的感性思維，輿論往往出現一邊倒。所以，自媒體時代，“醫鬧”讓二者關系發生錯位，百口莫辯的醫院，往往更容易成為弱勢群體，稍有不慎就會越描越黑。索性，花錢了事，這也正中家屬下懷，拿錢走人。這樣的背景下，“職業醫鬧”不但應運而生，相反還茁壯成長。

    緊張的醫患關系，疏漏的制度保障，如此條件下，我們僅僅寄托于醫學的發達、家屬的理性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畢竟，只要醫院存在，就不可避免有這樣的**。歸根溯源，完善制度的缺失才是一勞永逸的萬全之策。

    小平同志的一句話用在這里恰到好處：好的制度，能讓壞人干不了壞事，不好的制度，能讓好人變壞。其實，“職業醫鬧”并非人們的一廂情愿，只是在沒有更好的制度保障前提下，一種無奈的選擇。如果有了公平的第三方機構，有了簡化的法律程序，有了完善的事后補償制度，“職業醫鬧”何來市場？

    異化的土壤，衍生了變態的“職業醫鬧”,健全保障制度，變種自會消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