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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初，河南南陽醫專附屬第二醫院28歲的張娟醫生留下一封遺書后，在家中服毒自殺，幸被家人及時發現送到醫院搶救方才脫險。據媒體披露，她的輕生舉動和一起醫患糾紛有關。在其中，張娟承受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張娟的遭遇讓很多醫生感同身受。

    壓力過大讓醫生健康亮紅燈

    針對中國醫師睡眠狀況，中國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在2007年開展了一項調查，涉及全國12個城市30家醫院的2759名醫生，受訪醫生年齡在30歲~40歲之間。

    調查結果顯示，其中有1914名醫生存在睡眠障礙，其中2/5的醫生難以入睡，超過3/4的醫生睡眠質量差，大約1/3的醫生容易驚醒不能持續睡眠，1/4的醫生醒來后難以再入睡。

    調研人員了解到，在存在睡眠障礙問題的醫生中，有一半的人認為睡眠問題對日常生活有影響，46.9%的醫生感覺壓力過大，35.6%的醫生出現焦慮，17.6%的醫生感覺存在抑郁癥狀。和國內38.2%的各類睡眠障礙發生率相比，醫生群體的數據高出許多。該調查分析認為，這與醫生的工作強度和職業滿意度具有相關性。

    長期緊張工作引起的超負荷壓力使醫生的身體健康狀況亮起了紅燈，他們更易罹患由于高應激所致的心身疾病。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范利說，長期的高體力消耗、高智力投入、高風險處境、高壓力承受而低收入回報的狀況，導致醫護人員這個群體安眠藥服用率高，飲酒吸煙率高，高血脂、癌癥、消化性潰瘍患病率高。

    “院里一位醫生早晨查房時，有位病人出現并發癥，病人家屬威脅要跳樓，結果醫生自己卻跳樓了。”天津市一家醫院的院長告訴記者，后來查明，這位跳樓的醫生患有抑郁癥。

    2006年，有一項針對東部地區155名醫務人員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醫護人員抑郁情緒的發生率為29.16%, 焦慮情緒的發生率為22.22%。而此后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統計的我國抑郁癥發病率為3%~5%。盡管由于統計方法和樣本量的不同，兩組數據存在一定偏差，但醫生群體中存在的抑郁風險仍可見一斑。

    “超負荷”成醫生職業的常態

    劉陽是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心外科醫生。他說，按照業內流傳的說法，外科醫生要具備“三能”，即“能站”，因為有的手術要站八九個小時以上；“能忍”，手術期間不能上衛生間；“能餓”，正在手術時，餓了也必須得照常干活。“今天一大早就開始連續做了4臺手術，查完房，安排好明天的3臺手術后已是晚上7時。從早到晚沒見著太陽。”

    像劉陽一樣，“高負荷”已成為很多醫生的一種工作常態。

    2011年年底，中國醫院管理協會聯合3家媒體發起了一項有萬余名醫生參與的調查。調查顯示，有三成醫生每天門診量在50人以上，有6%的醫生每天的門診量超過了100人。由于每位患者得到面對面溝通的時間少之又少，這在無形中不僅增加了醫療差錯的可能，同時也不有利于良好醫患關系的建立。此外，還有超過一半的醫生管床數超過20張，超過60%的醫生所在科室都有加床情況。

    “醫務人員長期承受著超負荷工作的壓力。”范利說，醫院通常按床位定人員編制，但現在床位周轉快，門診量更是爆滿，工作量增加，醫生們形容是“從雞叫做到鬼叫”。日夜不分的24小時“輪班制”，以及無規律的隨時加班加點，使很多醫務人員不堪重負，出現各種生理和心理問題。

    為具體感受醫生的工作狀態，在北京的幾家三甲醫院，記者分別跟隨醫生進行了體驗。擁擠的就診人流、嘈雜的診療環境……半天下來，讓人頭昏腦脹。“每天面對那么多病人和一屋子吵吵嚷嚷的家屬，脾氣再好的醫生有時也難免不耐煩。”一位呼吸內科醫生一上午問診了40多位患者，筋疲力盡的她忍不住向記者抱怨。

    醫生頭上壓著“多座大山”

    醫生的壓力并非僅僅來自超負荷的醫療服務工作，壓在他們頭上的還有更多的“大山”。

    劉陽坦言，除了手術和查房，他僅剩的時間幾乎都給了科研論文，即使這些科研經歷很可能和他的工作關系不大，對他的臨床技巧毫無幫助。現在的教學醫院都要有科研課題，而課題申請競爭相當激烈，醫生除了每天要應付繁忙的醫療任務，還要投入精力搞科研申報，申報了還要去研究，研究了就要發論文……

    醫生們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在一些績效考核量化指標中、在評職晉升中，難免要涉及課題、論文和獲獎數量，如有的醫院以SCI論文數量給醫務人員定崗評職。這也是導致醫生職業壓力倍增的因素之一。

    同時，面臨醫療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在社會公益性與市場營利性的夾縫中，醫務人員不僅要考慮為患者提供“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還要考慮經營創收、生存發展問題。這同樣是醫務人員的一個重要精神壓力來源。

    “我們也希望一上午只看10個病人，平心靜氣地和病人好好溝通。但真要是這樣做，門診量沒法保證，醫院和科室的創收任務無法完成，你說能怎么辦？”一位上海三甲醫院的住院醫生說：“很多問題是醫生無法解決的，但矛盾和壓力都被轉嫁給了醫生。”

    醫生“太累”對誰都沒好處

    醫生與患者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也正在發生變化。與過去相比，人們對醫生的信任程度有所降低，媒體對醫生的態度也顯得不夠友好。患者已經從被動地接受治療者變成了日益主動的醫療消費者，他們要求得到更為方便、及時和滿意的醫療服務。由于患者對現代醫學認識的不足，他們往往對醫生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期望。

    這些現實給臨床醫生增加了明顯的壓力，因此，更多的醫生更愿意采取防御性的醫療行為。“醫學面對的是生命和健康，是一個充滿未知、充滿探索的高風險行業。”范利說，在診療中醫護人員面臨很多不確定因素，許多疾病還無法根治或難以明確病因，而大眾不理解這一點。

    有專家表示，醫務人員每天所面對的是軀體和心理存在各種障礙的特殊人群，經常處在疾病、傷殘、死亡和悲傷等應急場景，患者及家屬的痛苦、焦慮、絕望等負性情緒不斷刺激醫務人員的神經。加之經常面對患者、家屬對疾病診治期望過高而帶來的壓力，醫務人員心理感受易大起大落，從而激發精神病性焦慮、抑郁等心理疾病。

    廣東省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說，長期處在多種壓力之下，醫務人員很容易出現疲勞、精力渙散、心境惡劣、焦慮緊張等精神癥狀，會使工作效率下降，影響其對病情的判斷和診療，醫療質量安全受到潛在威脅。另外，醫患間的良好溝通也同樣取決于醫務人員良好的心態。

    賈福軍認為，這樣下去，最終損害的不僅僅是醫生這個群體，還會給患者以及整個社會帶來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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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大醫院醫生減減壓

    在轉型期中國，醫生已經成為一個“高危職業”，他們不僅要擔心病人的安危，還要擔心自身的安全。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其實，醫生只是醫療體系中的一個環節。由于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他們往往代體制受過，承受了很多不該承受的委屈和壓力。例如，患者普遍抱怨看病難，而醫生也在感嘆看病累。在北京的三甲醫院，有的醫生一天掛80多個號，飯也不能吃，水也不敢喝，體力嚴重透支，接近生理極限。又如，患者普遍反應看病貴、藥價高，而醫生也在抱怨技術勞動價值太低，當人醫不如當獸醫。可見，看病難、看病貴并非醫生之過，而是體制之過。

    近年來，我國的醫療需求呈井噴式爆發。2011年，全國醫療機構的門診量接近63億人次，其中公立醫院超過20億人次。尤其是大醫院醫務人員的工作負荷急劇增加，很多人心力交瘁，健康狀況惡化。

    近年來，醫患沖突大多發生在大醫院，而非基層醫療機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醫院擁擠不堪，多數醫生疲于應付，態度難免生硬，也沒有時間與患者溝通，患者的就醫感受很差，容易產生不滿情緒。同時，社區醫生和居民之間尚未形成緊密的契約關系，社區首診制也未推行，大多數居民仍是“有病亂投醫”。在無序的流動中，醫患關系基本屬于“陌生人關系”，信任度不高，因此發生沖突的概率自然增加。

    要建立醫患之間的“熟人關系”，就必須培養一大批高素質的社區全科醫生，讓每一位居民都有固定簽約的家庭醫生。同時推行社區首診制度，為大醫院醫生分流減壓，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與患者溝通交流。這樣一來，患者的就醫感受就能得到改善，醫患關系就會融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