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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的收入到底是偏高還是偏低？對于這個問題，似乎很難得到一個統一的答案。

    有人認為，雖然醫生工資收入看起來不高，但卻能拿到不少灰色收入，不應該再提高他們的收入了。但如果真正體現醫生技術勞務價值的陽光收入不提高，而讓醫生通過依靠藥品和檢查提成來彌補收入的不足，必然會對醫務人員形成錯誤的激勵，滋生過度用藥、過度檢查現象，不斷推高醫療費用，甚至還會對患者構成醫療傷害。通過合理提高醫生技術勞務價值，斬斷醫生收入對“藥”、“檢查”的依賴，應該說是杜絕上述現象的一種制度選擇。

    現如今，醫院實際是用市場機制來引導的，一個是競爭機制，一個是激勵機制，有它好的一面，但發展到一定程度有相反的問題。現在醫院的生存和它的發展主要是靠醫院的創收，所以包括醫生、護士他們得到的報酬，這些直接跟創收掛鉤，這樣就帶來大處方、大檢查等一系列的過度醫療問題。

    此外，這幾年醫改下了很大努力放在需方，從基本的全覆蓋到提高醫保的錢的數量，到今年準備重病也進行醫保一部分的報銷，以及希望70%的醫院進行地區分級醫療，這些都是講的需方。而供方就提了兩句話，一個就是說要按照醫療衛生的特點來給予醫務人員合理的待遇；另外一句話，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今年兩會上，***總理**的《**工作報告》和衛計委主任李斌的講話均談及了醫生收入問題。總理**指出，要“建立健全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保護和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李斌更是披露，醫生薪酬制度改革文件計劃在今年***，將推行目標年薪制。

    可以說，提高醫務人員待遇是大勢所趨。但鐘南山院士在兩會期間接受采訪時表示，提高醫生合理的待遇是當前醫改的一個核心問題，但另外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這個待遇從哪兒來？是從老百姓腰包來？還是**來出？從老百姓腰包來就是一種市場化的運作，而從**來就是公益化，也就是說醫生擺脫了很多的束縛，比如你要看多少病人要開什么方子，要注意藥物的差價等等，這些直接跟他的利益掛鉤。假設我們擺脫了這個束縛的話，那醫生起碼有了這前提——不是馬上就好——他不用擔心這個，他要好好看病，他也不用擔心我要看多少常見病多發病，我看疑難的病人解決問題，我要去幫助低層的醫院來提高他們對常見病多發病的診治的能力，他不會發愁他們都能看病人我沒飯吃。核心問題就是這個。

    鐘南山院士表示，醫改也難也不難，難，剛才講的，方向不對就很難。醫改要進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是在公立醫院真正建立公益性，而在民營醫院可以采用市場化的機制，兩邊都可以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