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小男孩來送報紙,為了他的自尊,我總是假裝沒看見他。當他轉身飛跑出去時,我會很享受地看著他的背影。試想:之前他連一個腳趾頭都動不了,甚至差點沒了命;而今,他卻能像“準劉翔”一樣飛快地奔跑。作為他的醫生,我心底最柔軟的部分被觸動了。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一個10多歲的男孩跟著父親在北京靠賣晚報謀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實在扛不住了,才被父親送到醫院。入院時,他父親身上僅有200元錢,這是他們父子進報紙的本錢。
經診斷,男孩患的是格林巴利綜合征,要靠呼吸機才能維持生命。這時,錢成了最大的問題,不到40歲的父親非常痛苦。最后,他叫來一位老鄉幫忙照看兒子,然后滿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錢。三天兩夜后,他帶著1.2萬元錢回來了——他借遍了全村。可在這段時間,孩子花掉的醫藥費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個數。
兩天后的一個清晨,一輛破三輪車停在了搶救室門口。我走進病房,看到男孩的父親已經收拾好了。“我們沒錢了,謝謝你們的好心。趁孩子還有口氣,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在跟我告別。
看著他把男孩的氣管插管**,看著孩子的氧合從100%降到92%,再降到85%……我的內心在激烈地交戰: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自己的左上臂,卻一點都不覺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親的眼淚……
漫長的30秒過去了,我小聲說了一句:“插管!”話音未落,“啪”的一聲,身后馬上遞過來一個喉鏡。原來,護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時,就等著我這聲令下。
三周后,男孩順利出院。出院時,父子倆跟醫院簽了一份長達30年的還款協議,每月還200元。即便這樣,他們還是經常還不上。
男孩出院后,經常會在晚上溜到我們分診臺的窗前,扔下兩份當天的晚報,轉身就跑。
每次他來,為了他的自尊,我總是假裝沒看見他。當他轉身飛跑出去時,我會很享受地看著他的背影。試想:之前他連一個腳趾頭都動不了,甚至差點沒了命;而今,他卻能像“準劉翔”一樣飛快地奔跑。作為他的醫生,我心底最柔軟的部分被觸動了。
哪種職業會有如此美妙的心靈體驗呢?我做急診醫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這種無可比擬的幸福體驗相比,都不足掛齒。我從來都感恩上蒼給了我一個如此至真至善的職業,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間所有名利黯然失色。所以,我經常問自己:即便現在中國的醫患關系讓人擔憂,我們會輕易放棄最初的夢想嗎?
也許有人會說,你既然被稱做“白衣天使”,你就應該那么做,而且每一次都該如此決策。在此,我可以含著眼淚回答你:“這也是我的夢想。我也希望每一次自己都能無所顧忌地選擇去救人。可事情沒那么簡單。面對如此場景,我們醫生心底那異常強烈的沖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只想說,誰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簡單評判對錯。在種種困擾之中,我們都應該相信的是,絕大多數醫生仍在竭力堅守著純凈的信仰和神圣的職業精神。此時,我想起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一句話:“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熱愛它。”
還有一個故事發生在兩年前。這是一位32歲的女病人,沒有醫保,卻突發急性重癥胰腺炎,病情非常嚴重,入院時還發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這意味著她隨時可能要上呼吸機,還需要各種昂貴的救命藥物。
我告訴病人的父親,病人住院至少需要1萬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說:“錢在路上呢,今天的搶救費能不能先欠著?”中午時分,總算盼到了送錢的人——他輾轉借了5個老鄉的錢,只借到了3000元。我和病房聯系,回復是“的確收不了”。于是,我坐到病人床邊,一邊緊張地觀察病情,一邊等著再去“找錢”的人。為保住她的腎,我要多給她輸液。她沒錢透析,水輸多了很快就滲入腹腔,沒有血濾保駕只怕會心衰……我坐在那里仔仔細細地算,一雙眼盯著她的尿袋兒,心理還祈禱著心律不能再快了……
下午5點,病人家屬滿頭大汗地拿來1萬元錢。“按照她的病情,治療費通常會超過10萬元,而且……”我說得小心翼翼,雖然明知這些話會讓他很痛苦。老人強忍著,眼淚最終還是落了下來。他念叨著:“我怎么能不救她呢?她娘年輕時就走了,我拉扯大他們姐弟。兒子去年結婚,我借錢給他蓋了房,欠了一身的債。我再去哪借呢?你容我想想……”
這位父親終于慢慢起身了。他走了過來,干裂的嘴一張一合,半晌才出聲:“我們不治了,我們回家。”這是無奈的放棄,他的話讓我深感心的刺痛。后來,我們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車。我至今不能忘記:抬起她時,她使勁抓住病床的欄桿不撒手。我知道,她這是在傳遞強烈的求生愿望。
通常情況下,令我揪心的不僅僅是那些病情重的人,更是像這位可憐的父親表現出來的那種難以遮蓋的自責。我想對他說:“老人家,這不是您的錯,不是!”那么,這是誰的錯呢?誰該承擔這份生命之重呢?退一步說,如果這位父親不是如此善良、懦弱,如果他堅持接受治療并最終人財兩空,他會不會遷怒于醫護人員呢?
對于臨床醫生而言,最難的部分永遠不是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