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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湖南湘潭婦幼保健院的悲劇引發廣泛關注。從目前媒體報道的信息來看，不管是醫院還是患者家屬，在孕婦搶救過程中都沒有大的過錯，醫生盡力、病人家屬也未耽誤搶救。但是，雙方在孕婦死亡之后，卻仍然陷進了中國式的醫患**之中。可以說，是我們固有的“觀念”讓醫患矛盾的法治陷入“死結”.

    “錯誤”都是可以“理解”的

    從一開始，醫院的行為就為矛盾的激化埋下了種子。產婦死亡之后，醫院未第一時間直接通知告知，一直拖延，封閉手術室的門，讓家屬處于“活不見人死不見尸”的焦慮之下，與此同時，卻暗地去通知村干部，輾轉多人，噩耗最后才傳到家屬耳中。這既不合情理，也不合規范。

    醫院這么做當然是錯了，但退一步想，醫院這么做并非沒有理由。患者死亡，家屬會鬧事，醫生人身安危會受到威脅，這是一個基于常識的大概率結果。事實上，從后面的結果看，醫院的估計沒有錯，家屬沖擊手術室，打砸行為事實上存在，從現在情況來看，一定也是白砸了。除了財產損失，還有對醫護人員的潛在人身威脅。家屬后來也承認：“事后回想起來，心理都有一些害怕，如果直接面對手術室的醫生護士，當時真可能當場沖突起來。”所以，院方企圖拖延時間來爭取緩沖，企圖通過村干部途徑來勸解的做法，雖然違規，但卻是可以理解的，很難義正詞嚴的指責。

    換一個視角，患者家屬也錯了。即使庸醫誤人，即使醫院全責，家屬也沒有權利去**、砸東西。但是，同樣的，退一步想，家屬身處極端焦慮之中，醫院卻含糊其辭，最后，居然是村干部來告知噩耗。不難想見，憑著他們的生活常識，這種被欺騙、被陰謀算計、黑幕重重的感覺會多么強烈。在這種情況之下，打砸、沖擊手術室大門，沖進手術室要見人見尸，其實也不難理解。至于事后在醫院內燒紙錢，在醫院門口大掛橫幅，堆滿花圈，雖已觸犯治安管理條例，但是，只要身處這個社會，都會明白，要想獲取真相，甚至為將來的賠償考慮，這是他們認知中最有效的辦法。

    如果患者家屬的過激行為可以諒解，醫院的違規行為也是可以理解的。反過來說，可以理解醫院，也應當理解家屬。也正因為這種“理解”,在死亡原因、責任，打砸事件調查都尚未明確的時候，患者家屬已經理直氣壯的坐下來與副縣長談賠償。恐怕從副縣長到醫院，誰也不會想這樣一個問題：在責任尚未明確的前提下，醫院為什么要賠？這不但不尊重死者，也不尊重付出勞動的醫護群體，而且，還鼓勵了醫鬧，使醫院、醫護人員承擔了更大的潛在風險：只要死了人，醫院就要負責。最后，在一次次的鬧劇重演之中，法治蕩然無存。

    “平庸的善”讓法治無處尋

    法治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式，作為一種制度設計，根據制度經濟學的觀點，由外在制度與內在制度組成。內在制度是群體內演化出來的觀念、習俗、禮貌、道德等行為規則，而外在制度則是由**頒布的法律、規章、條文化的行為規范，也就是所謂的法制。

    大多數中國人會覺得“家屬很悲傷，打砸醫院可理解”的觀念就是一種典型的內在制度。這類觀念并非單單存在與醫患關系之中，而是普遍的存在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解著法治。

    制度并不能自我實現，而得依靠人去執行，而每一個執行公務的人，不過是無數中國人的一個。警察在執法的時候，雖然熟悉法律，但對于行為的判斷，也會與普通老百姓一樣，根據自己的觀念、道德、以及諸如“人都死了，砸東西**可以體諒”等樸素正義觀來行事。于是，作為外部制度的法律、執法本身也出現了問題。

    在此次湖南婦幼保健院沖突現場，就有三名警察，與其他多次患者家屬打砸醫院一樣，警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打砸。這些日常執法行為中的小事，正是法治的基礎。如果說體制內的人，像一個個螺絲釘，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擰緊了體制機器，是“平庸的惡”的話，那這種“平庸的善”,就松懈了整個法治的機器。

    那么，能擰緊執法的弦嗎？包括醫務人員在內的很多人正是持這樣的觀點，認為警察應該硬起來，嚴厲打擊醫鬧。不過，事情并不是那么簡單。

    在我們身處的這個現實中，既然我們容忍小販違反市容管理條例、同情**一定程度上擾亂秩序、支持那些未經許可的**、聲援那些因為公共話題而被迫害的人，那么，也當然應該理解醫生為了不挨打沒及時通知，理解家屬因為憤怒或無處可訴的絕望而打砸。在這一點上，不管是從情感還是理智而言，都必須保持最基本的邏輯自洽。實際上，外在制度本身就是復雜、精巧的系統，內在的邏輯自洽不可或缺，當外在制度中存在諸多矛盾之處的時候，單獨的某一方面強硬起來，在邏輯上很難自洽，在現實中也注定會流于形式。

    事實正是如此，在當下，**部發出過嚴打醫鬧的政策，這種條文式指令，正是一種典型的外在制度，但是，在此次事件中，不管是在場群眾、警察的觀念，還是**出于維穩之需的迅速賠償，都立即消解了這種通過外部制度加強法治的努力。值得指出的是，維穩雖沒有條文規定，卻屬于典型的外在制度。所以，這正是絕佳的例子：當維穩惡法可以苛刻對待有冤屈的**、可以強硬對待被**的居民的時候，不管是患者還是醫生，想要獨善其身，不過是鏡花水月。

    如果更進一步的思考，不難發現更多的邏輯矛盾之處：如何保證收緊的執法只指向打砸醫院的暴徒，而是不是指向確有冤屈因而**的家屬？在這個時候，甚至很難判斷那種人們頭腦中消解法治的社會觀念，對廣泛的正義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所以，外在制度中的惡法也會消解法治，使法治充滿了邏輯不自洽讓人無所適從。

    于是，一方面社會觀念松懈了法治機器，另一方面，惡法又讓法治充滿矛盾，這個時候，整個國家的法治就陷入一個死結。法治，從內在制度到外在制度，就整個的垮掉了。

    在這個死結中，一頭是無數中國人的觀念、習俗、文化等內在制度，彌散在整個社會，深刻地存在于頭腦之中；另一邊則是有形的體制，是立法、執法等外在制度，兩者形成一個相互相存，互相加強的循環往復的怪圈。在這個怪圈里面，很多時候，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

    在此次事件中，院方“警察不管用”的預期導致了醫院求助于基層組織維穩，沒有第一時間告訴家屬，這導致了家屬的過激行為，而警察頭腦中的觀念與維穩又縱容這種行為，反過來再次加強警察法律不管用的預期，導致下一個醫院的類似處理。

    如何解開死結？

    內在制度，大象無形，深刻地存在與頭腦之中，變化注定是緩慢而長期的，但有形的外在制度，雖然它依賴與中國人的觀念，但相對而言，法律、制度的設計，卻可以變化得更加迅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甚至拉動觀念的改變，拉動內在制度的變化。但顯然，正如前面所說的那樣，外在制度的變化，絕不僅僅是加強警察執法，還需要有更根本的變化去消除外在制度中的邏輯不自洽。

    現在雖可義正詞嚴，理據充分地提出來第三方鑒定委員會調查醫療事故，警方立案對打砸調查，但外部制度出現改變之前，終究不過是吃不上的肉糜，可以預見的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最后還是會回到中國特色上來。

    作為一種基本的治國理政方式，外在制度的改變或許可期，但其中的邏輯自洽，則是一個根本質、更深刻、更艱難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