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日前被患者砍傷的血案,引發全社會對醫生群體生存狀況的審視。據媒體粗略統計,全國今年已發生9起醫生被打事件。在醫患沖突愈演愈烈背景下,曾經的白衣天使何以變成付出太多、所得太少、壓力太大、名聲太差的矛盾人群?
每年醫療糾紛近萬起,70%的醫院發生過患者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事件
據中華醫院管理學會調查統計,自2002年9月1日《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施以來,中國醫療糾紛的發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據中新社2007年的報道,國家衛計委新聞辦透露,2006年中國大陸發生9831起嚴重擾亂醫療秩序事件,打傷醫務人員5519人,造成醫院財產損失超過2億多人民幣。
中華醫院管理學會調查的326所醫療機構中,321所(98.47%)醫院存在著被醫療糾紛困擾的問題。另據衛計委統計,在醫療糾紛發生后,有70%以上的醫院發生過患者毆打、威脅、辱罵醫務人員事件;60%的醫院發生過患者死后家屬在醫院內擺花圈、拉橫幅、設靈堂等情況;其中43.86%發展成打砸醫院的惡性傾向。
隨著患方與醫方糾紛攻防的強弱轉化,醫患糾紛近年來大有從民事經濟糾紛走向群體性政治事件的危險。在2009年6月,中國大陸先后發生6起“血濺白衣”事件,有醫院院長挨打致肋骨多處骨折,有當班護士被人砍傷頸部,搶救無效身亡,有醫生被患者家屬圍攻,跳樓脫身……6起醫鬧事件共計造成近20名醫務人員傷亡。
同仁醫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患者王寶洺砍成重傷,導火索乃是王寶洺認為徐文為其進行的喉癌手術不成功。
工作負荷嚴重“超載”,超過四分之一的醫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風險
截止2009年,中國每千人城市人口的醫生人數是1.75人,而每千人農業人口的醫生數只有0.47人(2005年美國的人均醫生數是每千人3.59個,法國3.37,英國2.2,韓國1.6)。由于中國醫務人員編制由當地衛計委門統一計劃,當病人增多時,醫生給每位患者提供合理質量的醫療服務就很難保證。此前有報道調查醫生就診時間發現,眼科醫生包括使用檢查儀器在內,每位患者耗時5分鐘,內科醫生問診時間平均7分鐘。“排隊3小時、看病3分鐘”這樣的抱怨常常發生。
由于中國醫療資源不足且分布不均,醫生工作強度之高再所難免。根據丁香園在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49.2%的醫生每隔4至5天就要上一個夜班,76.1%的人中午休息不超過半個小時;80%的人工作中頂多只有10分鐘的時間休息。此外,參與調查的所有醫生都曾連續工作24小時以上,其中,18%的人曾連續工作48小時以上。長年高負荷工作,中國醫生“醫不自醫”的情況十分突出,超過四分之一的醫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風險,三十五歲以上男性醫生高血壓患病率已是健康人群的兩倍。
根據美國醫療網站medscape對全美22種專業,共15794名醫生進行的調查,70%的醫生,每周的工作時間在55小時以下。23%的醫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醫生每周接待50到99人。在相同的工作時間內,接待更少的病人并不代表低效率,而代表醫生可以在每一個病人身上花更多的時間。只有不到5%的醫生接待一位病人所需的時間在9分鐘以下,有15%的醫生甚至在每一位病人身上要花去25分鐘以上的時間。
寫病歷占用60%上班時間,診斷和治療難分身
中國醫生要處理的病人多但卻缺乏效率,由于行政管理體制的制約,常常是大量時間、精力被用來完成與治病救人無關的事。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日前在博客刊登了一個普通醫生寫給衛生行政部門的建議,在這份信中,醫生自爆每天要用大量的時間書寫大量的文字(病歷),而只用很少的時間去為病人解決實際的醫療問題。另有婦產科醫生回應稱,值班時經常24小時睡不了覺,病歷書寫超過60%的時間。“強烈建議簡化病歷書寫,否則怎么能做好醫生最重要的工作——診斷和治療。”
在這一方面,美國的醫護人員顯然要輕松很多,他們很少會做這些沒有“技術含量”的“臟活累活”。美國醫院里醫生和護士加在一起一般只占醫院總人數的50%,其余人員都是輔助人員和行政人員。有將近50%的美國醫生每周的文書工作在9小時以內,超過20小時的不到15%。合理的醫生和護士比例能有效減輕醫生的負擔。美國醫院內,醫生與護士的比例大約為1比4,而中國醫院的醫生與護士比大約為1比1.5。
2006年中國醫師協會所調查的醫院里平均發生醫療糾紛66起,發生打砸醫院5.5起,打傷醫師5人。
95.66%的被調查醫師認為自己的付出與收入不相符
在中國,醫生的收入可能在社會整體收入中排名在中上水平,但考慮到成為醫生所投入的教育成本以及救人性命創造的價值,醫生薪酬仍遠低于世界大多數國家醫生的收入水平。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最新的醫師執業狀況調研發現,95.66%的被調查醫師認為自己的付出與收入不相符(不相符+很不相符),而其中選擇“很不相符”的比例高達占51.00%。
醫療行業是高風險高技術含量的行業,但中國醫生的平均工資僅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19倍。而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局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2010年美國醫生的平均年收入是17.4萬美元,醫生的收入是普通人收入中位數的3.95倍。日本中年醫生平均年收入可達1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80多萬元),比國民平均收入高一倍多。中國香港醫生初入行時的平均月收入就超過5萬港幣,且會逐漸按年資增加。擁有10年工齡的醫生的月收入約10萬港幣。同比發展中國家印度,當地資深醫生每月收入在6萬美元以上,而普通醫生每月收入也在2萬美元左右。
近5成醫療工作人員對執業環境不滿,78%的醫生父母不希望子女學醫
最新的醫師執業狀況調研中,中國醫生對執業環境狀況的擔憂并沒有明顯改善,近一半(48.51%)的醫療工作人員對目前的執業環境不滿意,而滿意的比例為19.02%。調研報告分認為,醫患關系緊張、醫療糾紛增多,醫師普遍感到執業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造成了醫生對執業環境的負面感觀。這種負面情緒還直接影響醫師對下一代的職業規劃和建議,因為有78.01%的醫師不希望自己的兒女從醫,支持、肯定從醫的父母僅占6.83%。早先的調查統計也顯示,在近10年的高考狀元專業選擇調查中,幾乎無人選擇醫學,考生們最熱衷向往的專業是——經濟管理。
在美國,不算離譜的工作時間,加上豐厚的收入帶給醫生的是較高的職業滿意度和歸屬感。根據調查,有53%的美國醫生對待遇感到滿意,護理人員中,也有48%對收入感到滿意。在被問到如果有機會選擇,還會不會再當醫生時,69%的美國醫生明確表示會,只有12%的美國醫生表示不會。
醫患關系成為中國醫生心理壓力的最大制造者(占比80%),有56%的中國醫生及其同事每個月都在經歷來自患者、家屬的辱罵、責備。
價格管制忽視醫生價值,釀“以藥養醫”、紅包回扣惡疾
亂開藥、過度檢查、收紅包、拿回扣一度成為醫療糾紛中的導火索,也被認為是醫生群體道德下降的證據。造成亂象的根本原因卻不僅僅是醫生在壟斷醫療服務資源之后的利欲熏心。在醫療服務價格管制和藥品最高零售價被**管制之后,醫生的工資與每天的工作量和強度、專業技術、風險來對比嚴重失衡。**對公立醫院實行收支兩條線,支出不能超過總收入。于是多開藥、多做檢查就成為醫院創收、醫生謀生不得已的做法。
相比之下,國外醫院不受價格控制,讓醫生通過門診等技術服務“以醫養醫”,不但勞動價值能夠體現,也杜絕了多開藥的腐敗空間。在香港,持本港身份證的“符合資格人士”急診收費每次100港元、住院、護理、注射也是按勞收費。因為一旦取消管制,服務價格標準提升后,醫生會盡量利用專業知識看病問診,開藥反而成為增加成本的事情。
醫療資源分布不公使大城市大醫院的醫生疲于應付
中國的醫療投入總體上不足,醫療資源分配不公。社區醫院本應是患者就醫首選,在英美等發達國家,基層衛生機構的就診率達80%以上。但中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80%的優秀醫生又集中在大醫院,縣級以下公共衛生機構僅1/3能正常運轉,1/3處于瓦解邊緣,1/3已癱瘓。這種配置不公導致大病、重病都得到大城市大醫院就醫,供需關系進一步失衡,不僅為醫院為醫院追求“高藥價、高耗材”的過度醫療提供了條件,也使得大醫院人滿為患,專家診治“一號難求”,為數不多的醫生只能疲于應付,惡性循環。
接受醫學教育的人數與實際利用人數明顯不匹配,2010年有90萬人從醫學院畢業,54.3萬人沒有從事醫療衛生工作。
醫療鑒定秘密進行,鑒定人不署名擔責,廣州9成申請被鑒定為非醫療事
多數醫生被打事件源于醫患糾紛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導致患者對院方極度不信任甚至尋求報復。當醫患糾紛尋求司法途徑解決時,面臨的首要難題就是公正的醫療鑒定。但從2002年9月起,《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舍棄追究醫療違法犯罪的職責,把原來由國家事業單位(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進行的鑒定,規定為肇事醫生及其機構入盟的社會組織醫學會召集秘密進行(參加鑒定合議的醫生不在鑒定書上署名擔責),且不區分、不鑒定醫療責任事故,這種在以往被用來作為追究醫療違法犯罪行政和刑事責任的重要事項經修訂后被認為是執法倒退。
此外,一次鑒定通常需要數月,最長可達兩年多。耗時過長令許多患方難以等待,因而不選擇鑒定。醫療鑒定的最終結果大多不利于患方。2003年至2005年,廣州地區的醫療事故鑒定共354宗,僅39宗被鑒定為醫療事故,占11.02%,即申請鑒定的近九成醫療糾紛被鑒定為“不屬于醫療事故”。
結語:信者為醫?藥開多了是過度醫療,開少了是水平不行;待患如親?給治好了是“涌泉相報”,治不好是“拔刀相向”;這場關于信任的糾紛中,真正的危機在于醫生也成了“病人”,而病人是無法自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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