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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問，是什么成就了張滌生創建中國整復外科事業的輝煌人生？估計，很多人會羅列出諸如“勤奮”、“聰慧”、“執著”等特質。而我，則想從另一個角度，嘗試探討這位醫學大家成功的要素。那就是，災難的洗禮。

    災難，并不僅僅來自于戰爭，還會來自于和平時期的政治。

    2010年，北京大學的兩位醫史學者，甄橙和胡俊，對張滌生院士進行了深入訪談。訪談的核心話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滌生院士全程參加的那件著名醫療救治案例：“上海廣慈醫院成功救治大面積燒傷的鋼鐵工人邱財康”。在我看來，這是一次意義重大的訪談。通過這次訪談，張滌生院士闡述了中國整復外科創建的歷史淵源。

    當年邱財康的受傷，有著深刻的時代政治背景。張滌生說：“1958年5月，全國開始大煉鋼鐵。鋼鐵工人在煉鋼爐前日夜奮戰，…忙中難免出錯，事故頻繁發生”。這樣的背景之下，上海第三鋼鐵廠發生了重大事故，三名鋼鐵工人受傷。其中邱財康被嚴重燒傷，燒傷面積達90%。另有一名工人搶救無效死亡。

    邱財康的搶救成功，確實是一個奇跡。創造這個奇跡所依靠的，當然主要是醫務人員的科學施救、精心護理。不過，政治主導的資源調配，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素。因為病人是大煉鋼鐵時代的一名鋼鐵工人、因為領導高度重視，所以要不惜一切代價：“只要醫生說缺什么，就馬上有什么。病人需要大量血漿，中山醫院馬上送到”（摘自1958年7月1日《人民日報》）。

    由于綠膿桿菌感染得不到有效控制，于是通過將綠膿桿菌疫苗注射在健康志愿者身上，然后將含有抗體的血液再輸給邱財康，才逐漸控制了感染。而當時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獲取創面覆蓋的“皮源”。張滌生說，差一點就采取了當時時髦的“踴躍獻皮”做法：“在廣慈醫院黨委的同意下，我們貼出布告，動員大家義務獻皮。群眾反應熱烈，紛紛報名，許多醫護人員也積極報名，但最后考慮到從一位健康人身上采集皮膚，不但損傷了體表完整，還需住院3周以上。大家熱情可嘉，但實際上會給獻皮的志愿者帶來不少痛苦和破壞，獻皮可不像獻血那樣簡單無創。”還好，后來使用的是剛剛死亡患者尸體皮。

    邱財康的搶救成功帶來了極大的政治榮譽。衛計委授予廣慈醫院外科、灼傷護理小組和檢驗科集體榮脊獎狀各一面；董方中、楊之駿各記大功一次，張滌生等六人也被記功一次。

    不過，在張滌生看來，更為重要的是，邱財康的搶救成功帶來了一個學科的開端：“1958年10月，邱財康已經治愈出院，但‘**’仍在進行，熱火朝天，燒傷事故屢屢發生，全國各地醫院先后收治了大量個別或群體燒傷病人。他們或慕名來廣慈醫院求援，或要求派出搶救治療小組去協助開展治療工作。”

    張滌生說：“現代戰爭造成了許多頜面部傷殘的士兵，所以西方國家的整形外科臨床科室和整形外科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后就逐步建立起來了。中國沒有經歷這樣的情況，**戰爭對于中國整形外科的發展稍微有些促進作用，但不是大的促進。我覺得大的促進還是在大煉鋼鐵的階段”；“大煉鋼鐵以后的晚期疤痕攣縮燒傷病人非常多，我登記的住院單子一大摞。病人太多以至于來不及做手術，因此可以說燒傷病人的增加促進了中國整形外科學的發展，也是我建立整形外科臨床科室的主要推動因素。”

    大煉鋼鐵時期集中出現的諸多事故，在某種意義上，完全可以稱之為“災難”。而中國的整形外科事業，則是在這些災難救治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其實，在人類的社會化大生產中，醫學常常處于附屬地位、“隨波逐流”。每每到了各類災難性事件頻發的“社會轉型時期”，某些醫學領域也就迎來了發展的契機。我們回顧這一歷史過程，雖說是歷史機遇，但穿行其中，十分不易，這是災難的洗禮：其中有智慧與汗水的付出，亦有倫理與政治的糾結；有時需要隱忍，有時需要靈活。不迷失，不彷徨，把握住醫學“治病救人”的本分，并有創造性地堅持下來，就是醫學大家。張滌生，正是這樣的醫學大家。

    所以，在如今面對諸多挑戰和諸多事故的歷史時期，我們回顧和學習張滌生先生的人生事跡，更是有著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