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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瞞病情避談死亡很消極

    “很多重癥患者是等不來奇跡的，而在臨床上實施知情同意，向癌癥患者隱瞞病情真相越來越困難。”唐麗麗說，對有些病人來說，死是他們永遠都不能接受的。

    一位醫生告訴記者：“最難的是如何開口和患者談論死亡的話題，因為醫生沒辦法主動去說。”在他看來，用隱瞞病情的方式非常消極，因為患者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一旦得知真實病情，會出現更為嚴重的心理應激狀況，甚至會崩潰。醫生有責任幫助患者積極面對癌癥與死亡，也有義務提醒患者做好必要的生命規劃。

    上世紀80年代初，天津腫瘤醫院成立了我國第一個乳腺癌康復室，為乳腺癌患者提供心理干預。該康復室負責人唐磊說，乳腺癌患者群體中不少是中年婦女，術后非常恐懼，不僅僅是源自疾病本身，還有對重返社會的擔心。唐磊會引導她們把焦慮和恐懼的理由寫下來，來逐步分解，減少恐懼。

    北京潞河醫院腫瘤科主任裴文仲發現，相比患者，患者家屬的精神狀況一直被忽視。很多不必要治療甚至過度治療都是患者家屬積極爭取的。“面對親屬患癌時，家屬能做的很有限，經濟上支持成了主要選擇，如果什么也不做，患者家屬會陷入深深的自責中。”

    “有的時候，我試著告訴患者家屬，放棄不僅是一種解脫，也是一種人道。”裴文仲曾嘗試著和晚期患者家屬溝通，幫助他們渡過心理煎熬的難關。

    “我們的死亡教育是空白的。”一位專家告訴記者，目前的心理干預主要采取技術手段，比如放松治療、減壓治療等。宗教手段在臨床上還屬于探索性灰色地帶。一位醫生坦白地說：“我們不會主動提及宗教的話題，但患者如果愿意談，我們不會拒絕。因為宗教對于生命輪回和死亡的看法，能使晚期癌癥患者以新的角度、更平靜的心態，接受生命即將終結的現實。”

    醫療重技術輕人文關懷

    腫瘤的心理干預在我國剛剛起步，更多的是出于防范自殺。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是我國最早開展心理支持的醫院。康復科與各臨床科室建立了“心理痛苦篩查”聯系，當臨床醫生看到患者情緒有問題時，會立刻通知康復科醫生跟進。而相比于精神科或心理科，康復科的名稱也讓患者和家屬有較高的接受度，減少了“病恥感”。

    目前在國內幾家大的腫瘤醫院，都開始提供類似服務，臨床醫生在診療過程中發現高危患者，然后告知心理醫生。

    然而，腫瘤臨床對“治病”的重視遠超過心理支持。唐麗麗介紹，目前只有廣西壯族自治區腫瘤醫院、山東省臨沂腫瘤醫院、山西省腫瘤醫院、湖北省腫瘤醫院和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等開展全程心理干預。而在臨床配備專門的心理醫生、開展早期系統性心理干預的醫院，“一雙手都數得過來”。

    唐麗麗認為，腫瘤臨床需要心理治療性服務的理由至少有兩個：一個是心理精神疾病高發的事實，另一個是人的應激反應。沒有一個人會對威脅生命的疾病有準備，伴隨這種疾病發生的恐懼、社會隔離、能力喪失、復雜的治療以及對家庭和朋友的影響等，對整個生活的沖擊是巨大的。雖然有些問題還沒有達到精神疾病診斷的程度，但仍需要某種支持，尤其是心理支持。

    專家認為，臨床心理干預體系薄弱，因為面臨著兩大障礙，一是我國的醫療政策和醫療體制更注重技術本身，較缺少人文關懷元素，二是經腫瘤臨床和心理社會兩個方面訓練的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