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二代”：離開體制上岸
為了更好照顧家庭離開醫院
每天早上7點，蔡潔會和3歲的兒子一同醒來，洗漱、吃早餐、哄一會兒寶貝。8點出門，8點半到達上海靜安寺某高檔寫字樓的公司所在地。
她的身份是某德國藥企的醫學顧問，主要負責為公司市場部提供醫學支持，并與各大醫院的專家保持溝通。
“根正苗紅”的醫二代
“我是根正苗紅的醫二代。”在剖析自己從學醫到棄醫的心理時，蔡潔喜歡這樣描述自己。
她的父母都是醫生，畢業于早年的“上醫大”，即現在的復旦大學醫學院。蔡潔也是復旦大學醫學院出身，本碩連讀七年。
“當時想得很清楚，就算學了醫，也未必不能改行。有醫生這樣的職業背景，也是一個雄厚資本。”蔡潔說，她從小就在“上醫大”院子里進進出出，熟悉醫院每一個角落，了解醫生這個工作，學醫是興趣所在，也是順理成章。
那是2000年左右，醫患矛盾還沒有到一觸即發的地步—蔡潔的父母沒有反對，當醫生，體面的意義遠遠超過危險。
和大多數學醫的同學一樣，蔡潔也經歷了“他們玩的時候我在看書，他們看書的時候，我在通宵看書”的過程，雖然辛苦，倒也樂在其中。
真正成為醫生后，問題才一個個出現。
“第一年大輪轉，回到科室一個月，就要***當班。”蔡潔說的“大輪轉”，是指新人進入醫院后，要先在不同科室工作、學習，并接受嚴格考核。
最近幾年，上海、杭州等地把“大輪轉”時間定為三年，這段期間收入少，工作量大，常被抱怨把年輕醫生當“廉價勞動力”。
蔡潔是上海本地人，沒有經濟壓力。她的焦慮來自“***當班”，這意味著，當病人出現問題，她要告訴別人怎么處理，而不是問別人怎么處理。
“有時候，***急診留觀40幾個病人，1個醫生。”因為年資低、經驗有限，剛剛值夜班的她從來不敢閉眼睛，之后有大概3個月每天只睡3個小時，原因還是焦慮。
趁年輕還有改變的余地
更大的不滿來自科研。根據目前公立醫院考核制度，醫生晉升需要兩個硬件：科研論文的發表或科研項目的參與。
以上海某醫院為例，從主治醫生到副主任醫師，需要完成一個市級科研課題，發表2篇SCI論文，以及博士學位。有了這些硬指標，在名額少、候選人多的情況下，還要“打擂臺”，通過發表演講，評比綜合能力。
“我的父輩，做醫生就是做醫生，沒有那些雜七雜八的。”在蔡潔看來，一個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好。
更何況，作為年輕醫生，節假日要“優先”值班，每年還有4個月的“翻班”：早、中、晚班分別上兩個，生活規律被完全打亂，幾乎沒有時間和經歷再去查數據、搞科研。
“科研搞得再好，沒有臨床，還有什么意義？”蔡潔多次強調，她喜歡當醫生，只不過醫院科研壓力超過了臨床壓力，離開也就成了遲早的事兒。
辭職的過程還算順利，家人都是醫生，對其中的冷暖再清楚不過，也不需要蔡潔這個所謂的“醫院有人”的資源。
就這樣，29歲的蔡潔從一名醫生變成了外企白領。
她回憶自己在醫院的時候，不收回扣不拿紅包，就算有家屬聲稱要投訴，也會拿出比較強硬的態度。
“我沒有做錯過事情，從不委屈自己。”蔡潔承認，在醫院工作確實會有很多繁瑣的事情，有人看不起病、有人霸著病床不走、也有病人家屬動不動指責……是個世態炎涼很明顯的地方。
醫生執業的更多可能
好在她已經有了新的天地。因為當過醫生、有專業的醫學背景，再加上性格開朗，蔡潔在新公司發展很順利。今年5月，在全球500強的藥企工作1年半后，她跳到了另一家德國藥企，工作地點從張江換到靜安，級別和薪資都有所提升。
“這家公司推廣的藥，是我很多年前當醫生時就關注過的。”蔡潔已經開始把新的工作當作事業。她打交道的醫生都是主任級以上，這是當年作為“小醫生”的她不太敢想的事。
她每天下午5點準時下班，電腦不帶回家，工作用的手機下班后只收短信。除了法定假期，還有每年15天的帶薪假，12天帶薪病假—這都讓她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走出來沒什么不好。”近幾年，蔡潔周邊陸續有醫生辭職，除了適應過程長短不同，還沒有誰說過后悔。
本站所注明來源為"愛愛醫"的文章，版權歸作者與本站共同所有，非經授權不得轉載。
本站所有轉載文章系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確注明來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轉載的媒體或個人可與我們
聯系zlzs@120.net，我們將立即進行刪除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