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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來，醫生們一直認為，糖片兒之類的安慰劑沒有任何實質作用，除了“打發”某些固執的病人。但慢慢的，醫生和研究者都發現這些治療有時可以顯著地改善患者的癥狀，只是無法從化學或其他生物醫學角度做出解釋，這一現象被稱作安慰劑效應。在最近發表于《醫學倫理學雜志》上的一篇評論文章中，麥吉爾大學的克里•哈里斯（Cory Harris）和埃米爾•拉茲（Amir Raz）總結了來自多個國家關于臨床對安慰劑使用的調查數據。

    他們發現，將抗生素這種處方藥或維生素這樣的補充劑用作安慰劑已經成為了非常普遍的做法。而與此同時，對于安慰劑的使用卻沒有任何公共指導或監管。這就不禁引人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醫生們到底應該如何利用安慰劑效應？

    安慰劑，有效還是無效

    我們對安慰劑效應的了解正在迅速變化，因此對它展開討論是很有必要的。在過去的十年中，科學家們使用腦部掃描來了解病人在不同情況下使用安慰劑的狀況，大腦的哪些區域會被激活，激活的順序是怎樣的。其他研究者則重點關注了治療時患者所處的環境，他們還總結出哪些環境因素可以加速對安慰劑的反應。比如，看得到的護士給你靜脈推注止疼藥時，所帶來的疼痛緩解效果約是用隱藏的止痛泵的兩倍（相同劑量）。而一名熱情友好的針灸師和一位態度冷淡，拒人千里的針灸師相比，前者的治療效果也要強于后者。甚至還有一些初步的證據顯示，即使醫生明白地告訴病人他們吞下的就是不含任何有效成分的安慰劑，病人們仍可以得到正面效應。

    不純粹安慰劑，用還是不用

    這項研究，也許還包括個人經驗，共同改變了醫生對病人心理狀態的重要性的認識。二三十年前的調查發現，當時的醫師們普遍認為安慰劑是完全無效的。如果產生了任何積極的效果，那也僅僅是病人的想象而已。而最新的調查則顯示，醫生對“身－心”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場小小的革命。如今，醫生基本同意安慰劑的確可以對病人的身體產生積極的作用，身心醫學也是有意義的。這一點很重要，但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如果安慰劑的確有效，那它能給臨床醫學帶來哪些啟示呢？我同意哈里斯和拉茲的看法：雖然調查顯示這些所謂的“不純粹安慰劑”（即確實能發揮某種藥效的安慰劑）被廣泛使用——如給沒有細菌感染或維生素缺乏的病人使用的抗生素或維生素，病人和醫師們也不應據此認為這是正確的。

    為什么醫生應該慎重使用這些不純粹安慰劑呢？至少有兩個原因。首先，醫生不應傳遞錯誤觀念，誤導病人：病人是否明白使用這些藥片事實上只是為了產生身心效應？是否會認為抗生素可以治療感冒（其實不能），或者每個人都應該補充維生素以獲得額外能量（其實不能）？作為及時有效的醫療信息提供者，醫師應該值得病人信任。

    第二個問題則是，在最近的幾次調查中被醫生們所青睞的幾類不純粹安慰劑，即抗生素、鎮靜劑及止痛藥都可能導致嚴重的不良反應，使用它們存在風險。同時，大部分對于安慰劑效應的研究都表明其效果具有偶然性。當你想使它發揮作用時，結果卻不一定如你所愿。因此，為了獲取不一定可以實現的效果，而將病人置于風險之下（盡管可能性較低）的做法是不妥的，尤其是在沒有得到病人知曉，或雙方共同決策的情況下。

    醫生，騙還是不騙？

    了解了這些信息，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醫師應該怎樣做，才能使病人從純粹或不純粹安慰劑中得到最大的受益。醫師應該這樣做：認真聽取病人的陳述，并使用容易理解的表述向病人解釋醫學問題；在這樣做的過程中，醫師應該表現出對病人的關懷與關心；應該讓病人感覺更有信心來控制那些惱人的癥狀；醫師還應該盡其所能，以使病人對治療所能達到的效果充滿信心。經過驗證，上述這些方法可以有效開啟目前認為與安慰劑反應相關的身心通路。

    而我的問題是：如果能夠做到上述這些，為什么還要給病人開那些“假冒的”藥片呢？醫師們使用什么樣的治療方法其實并不重要：無論是藥片或者其他有效的化學或生理療法，還是等病情自行好轉，多飲水，亦或是加強鍛煉。醫師們推薦的任何治療方法都可以與“身心動員”相結合而產生更好效果，無論用藥還是不用藥。

    如果這樣做，醫師們就不用繼續欺騙病人，也可以盡量避免嚴重的藥物副作用。與此同時，他們將建立起絕佳的醫患關系——這也是（就我們目前所知）激發安慰劑效應的最佳方式。這也是所有病人應有的權利，即使我們從未聽說安慰劑效應。

    [注]： 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來自拉丁文“placebo”，“我將安慰”），又名偽藥效應、假藥效應。指病人雖然獲得無效的治療，但卻“預料”或“相信”治療有效，而讓癥狀得到緩解的現象。

    所以說，“自欺欺人”不一定都是壞事！

    本文作者霍華德•布洛迪（Howard Brody）持有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學位，目前任約翰•P•麥戈文家庭醫學百年紀念主席，及德克薩斯大學加爾維斯頓醫學分校醫學人文學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