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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網貼曝光，湖南省邵陽市有急救醫生出診時，被患者家屬毆打并限制人身自由。邵陽市**局15日通報，相關違法行為人已被行政拘留。網貼及聊天記錄截屏顯示，9日下午，當地120調撥中心打電話給邵陽學院附屬醫院，稱江北某飯店內有人突然暈倒。急救醫生趕到現場持續搶救40多分鐘，患者未恢復自主心跳與呼吸，醫生確認患者死亡。飯店老板指責醫生未將患者抬去醫院搶救。家屬趕到現場后對醫生進行圍毆，且限制醫生人身自由。相關網貼在微博轉發過萬，網民評論普遍認為飯店老板和死者家屬行為失當。

  醫患關系的“相對論”

  前幾天，一位年輕的醫療同行寫了篇很主旋律的評論——《其實，醫患關系沒那么糟糕……》，始料不及的是，這樣的觀點受到了某些醫者的批評，認為這是在唱高調。

  其實這樣的聲音很熟悉。衛計委某官員曾經在公開場合提出類似的觀點——醫患關系越來越和諧。

  他原話是這樣說的，在各個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依法維護醫療秩序的工作成效還是非常顯著的。2015年總診療量同比，2015年跟2014年相比總的診療人次是增加了將近3億人次，但是我們醫療**的數量是持續下降，也就是2014年和2013年同比醫療**數量已經下降了8.7%,2015年在總的診療人次增加的情況下醫療**的數量是繼續下降的。所以我們可以有一個判斷，應該說醫患關系總體來說是和諧的，而且醫患關系是在向好的趨勢。嚴重的傷醫和醫鬧的事件總體趨勢還是減少的。

  在這種樂觀的同時，我又看到另一種觀點。隨著患者權利意識的增強，中國目前的醫療**發生率已與發達國家相當，但暴力傷醫事件卻獨在中國接二連三地發生。根據最高**公布的數據，2004年全國**受理的醫療事故損壞賠償案件為8854件，之后逐年遞增，到2014年已增至19944件，十年來醫療訴訟案數量已翻倍，越是手術頻繁、療效直觀的科室，更容易被患者質疑，產生醫療**。（2016年1月23日《醫師報》）

  在醫患關系是變得更好還是更糟糕的話題上，很顯然，廣大醫者是有發言權的。我的一個直覺是，盡管職能機構不斷放出了各種形勢樂觀的數據、政策，但看起來醫者們的這種執業不安全感并沒有得到增強。

  可以說，每一起這樣的暴力襲醫案新聞背后，關注轉發、留言評論的主力軍都是醫生，長年積蓄的不滿意通過襲醫事件的窗口表達，這一起事件也不例外。看起來，每一起暴力襲醫案都很容易讓醫者們感到不安。也就是說，在很多非醫療人士對局勢感到樂觀的同時，醫生們卻對此感到普遍的不安與沮喪，這是為何？

  暴力襲醫的“三聚氰胺論”

  曾經三聚氰胺問題奶粉令國人心生恐懼，這種陰影和創傷至今未完全祛除趕緊。這種不安，不是因為它發生了什么？而是在這背后的防御系統淪陷。盡管從整體數據來看，三聚氰胺問題奶粉只占奶粉市場的極小比例，相比13億人口而言，雖然受害者是極小的比例，但它的發生，卻說明了這背后整個監管系統的漏洞，這是問題奶粉能夠進入正規市場消瘦的源頭。

  它的不安在于，你不知道哪一個兒童是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哪一個家庭需要承擔這種難以承擔的傷痛和負擔？就好像，1萬盒奶粉里面哪怕只潛藏著一盒的問題奶粉，概率再低，也決定了傷害會百分百發生。在這種局面面前，明智之舉就是對這種監管一票否決，否則一旦接受這種結果，那意味著傷害可以名正言順走進千家萬戶。

  在暴力襲醫事件上，何嘗不是如此？盡管這種傷害的案例比例極低，可一旦發生對醫生及家庭而言，就是百分百的傷害，甚至出現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殘忍悲劇。同樣的境況是，你永遠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會發生？發生在哪一個醫生的身上？

  個人理性的選擇，就是人人自危，居安思危，這種自保雖然有效，但卻成本高昂，讓醫者們失去了執業的安全感。毫無疑問，醫院安保問題本不是醫生的職責，卻因為掌權的責任主體不擔任，沒有履行好這種責任，讓醫生個體不得不被迫投入太多的資源及注意力，這是一種很隱蔽的傷害，但卻長期發生。

  在這種前提下，醫者們對執業環境的一票否決，絲毫不足為奇。這種感到行醫不安全的態度會連帶到很多行業問題上。如果，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要擔憂害怕，還奢望醫生們在諸如醫患關系等類似問題上，交出樂觀的分數，這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暴力襲醫的“零容忍論”

  在暴力襲醫這件事情上，現在開始有更多的管理者高談“零容忍”,這是值得贊賞的一件事情。

  沒錯，醫療暴力涉及公共安全，本應該一票否決，對之零容忍，自上而下的零容忍。但真的回歸到現實生活，看起來，這種“零容忍論”還沒有轉化為現實生活。無論是針對醫護者的語言暴力、肢體暴力，都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當作一種普通**處理。沒有發生流血乃至重大傷害，幾乎不會引起特別的重視。

  這個新聞是一個典型例子，“對醫生進行圍毆，且限制醫生人身自由”屬于什么行為？當然是暴力襲擊的行為，本應追究刑事責任。但只要貼上了“患者家屬”的標簽，又可以從輕發落。

  在醫生被打被殺害的事件上，你很少看到涉事醫院的院長乃至到地方的職能部門官員站出來，為醫生代言，明辨是非。更多時候，你只能看到醫生聲援醫生的這種同行自救，顯然，這種社會治理力度是遠遠不夠的。

  很多時候，在社會尊醫這件事情上，人人有責不如掌權者擔責。職能機構的責任人都把這種安全責任完全推卸給了治安部門，把自己放到了旁觀者的位置，甚至壓制醫生**發聲，這是造成醫生人身安全得不到有力保障的重要原因。

  暴力襲醫需要一種“零容忍論”,不僅僅是說事后對行兇者零容忍，還應該對不承擔履行好安保責任的管理者零容忍，這才是改變不安全執業環境的根本辦法。

  每一起暴力襲醫案都是觀察醫療行業的鏡子，不完全是因為發生了什么，還包括發生了之后怎么辦？——一切危機是怎么處理的？是否得到妥善的管理？

  現在的問題是，不僅僅發生了暴力傷醫，而是暴力傷醫后，醫生們沒有從管理者事后處理中收獲最重要的執業安全感，這才是集體不安感產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