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推開,產科、兒科人才緊缺再度被提上議程。為什么大多數醫生不愿選擇產科?記者在手術室內外聽到這樣一句話:產科醫生不是人累,是心累!
早晨,洗完澡的寶寶們在等待做全身**前,集體曬太陽。本報記者唐聞佳攝
做好殘疾人孕前甚至婚前咨詢
新華醫院是上海市危重孕產婦和新生兒會診搶救中心,因此不僅上海,江浙一帶最疑難的產婦都集中到這里的產科。
3月10日早上7點,產科早交班,醫生挨個匯報手上的疑難病例。一則奇葩病例引來熱議:孕婦是神經纖維瘤患者,瘤體讓她的背是佝僂著的,打小的殘疾讓她躺在床上慢慢演變為癱在床上,病久了,認知能力也差了,后來索性輟學在家。成年后,這姑娘加入了殘疾人俱樂部,認識了現在的老公,也是一個領殘疾證的,上面寫著兩個字:智障。
產科醫生熊瑛第一次跟這個老公對話,對方自述“我不是智障,就是小時候發高燒腦子有點燒糊涂”.熊瑛也把他們當正常人對待,清晰地陳述妊娠的風險。
但現實擺在那里——孕婦已到中孕期,檢查顯示胎兒肺中度呼吸障礙,兩肺像捏癟的礦泉水瓶,有限的氧氣交換令嬰兒的每次呼吸變得困難。
“這個家庭能承受殘缺的孩子么?”醫生揪心,孩子還可能出現遺傳問題,小到皮膚上有難看的斑點,嚴重到跟母親一樣的畸形。畸形矯正手術的費用至少十多萬元。
“這個孕婦到底能承受懷孕到幾周?”“她是否能承受妊娠這個過程?”醫生們激烈討論。
了解到各種利弊風險后,這個家庭決定:放棄這個孩子。
“這對夫妻的認知和行為能力是有限的,這提示我們,社會、家庭應當如何做好殘疾人的孕前甚至婚前咨詢,這涉及對殘疾人的保護與保障。”結束這個病例,熊瑛并不輕松。
沒有一個產科醫生沒被打過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手術室。產科夜急診,熊瑛當班,孕婦早產了,胎兒29周。當時嬰兒已經出現臍帶脫垂,眼看5分鐘就要出來了,但家屬態度強硬:孩子不好,不要了,就等胎死腹中,引產回家。
如果要開刀救孩子,手術必須家屬簽字同意。好說歹說,家屬提出新想法:保證孩子好,我們就同意開刀;孩子不好,就不要開刀。
醫學哪里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熊瑛一陣著急。這夜,若這孩子死了,屬于“圍產兒死亡”,對于這類明明到達圍產期的嬰兒去世,是要列為反省病例討論的。“拋開一切行政上的考核,一個小生命放在那里,怎能不救?”緊急時刻,熊瑛和同事想到一點:不及時開刀,對產婦的子宮也不利。基于這點,產婦的父母同意開刀了。
來不及去手術室,就在接生臺上開刀,熊瑛麻利地給產婦做好腰部局部麻醉,劃刀。
1700克的男孩出世了。早產兒可能出現腦癱、并發癥等,需要去新生兒科做些檢查。但奇葩的事發生了,產婦的父母抱著孩子走了!他們沒有回家,而是抱著孩子去了醫院附近的一家小賓館。
那夜之后,孩子被餓了36個小時,家屬想讓他“自生自滅”.可孩子就是活著。兩天后,家屬把孩子抱回醫院尋求治療,還拼命找熊瑛。
“怎么可以這么殘忍?!”熊瑛感慨,第一反應是生氣,第二反應是害怕家屬來鬧事。幾乎沒有一個產科醫生沒被人打過的,理由五花八門:生的不是兒子是女兒,你可能要被打;產婦沒睡到包房,你也可能被打。
這次等來的不是拳頭。見到熊瑛,產婦的父親撲通一聲跪地:“對不起!”
“這個父親應該是愧疚不已。生命就是可以頑強到這種程度——回到醫院,小家伙吸了幾口氧氣又活蹦亂跳了。”熊瑛和同事們管這孩子叫“頑強弟”.
熊瑛說,當產科醫生,在如何動腦筋說服病人和家屬接受治療方案上耗費太多精力,結局也十分考驗心臟承受力:前一秒恨不得殺了你,后一秒突然跪在你面前。
當產科醫生最輕松的時刻反而是開刀
手術室里,還有一個剛出世的孩子沒等來“頑強弟”這樣的命運反轉。小孩出生后檢查發現有輕微腦室擴張,要待查隨訪。對于這個未知數,家長選擇了消失。過了幾天,熊瑛接到一個陌生***,是孩子父親打來的,“這孩子我們不要了,捐給你們醫院做科學實驗……”又一個棄嬰。
“二孩放開后,父母們的心態有明顯變化,他們會更淡定、坦然地面對問題,相比之下,頭胎父母更容易放棄,都希望第一胎是完美寶寶。”熊瑛理解父母的心態,但看著在產科、兒科監護室里一天天長大的無名寶寶,她只能嘆息,很多問題不是醫生能解決的。
“如果大家都相信你該有多好——該手術的就手術,該順產的就順產,該檢查的去檢查。”熊瑛說,產科醫生最輕松的時刻反而是開刀,走進手術室,沒有社會上對醫生不盡如人意的偏見,沒有家屬的不理解、誤解,手術室里,你把生命交給我,我定竭盡全力拼到最后一刻,純粹、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