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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醫生來說，職稱讓人又愛又恨。一方面人人都想爭取，必欲得之而后快；另一方面又頗多詬病，不少人將之視為一種身心的蹂躪。其實，不只醫生懷有這樣的心態，整個知識界，大多如此。

    雖然，新中國成立伊始，我國就開始借鑒蘇聯對科學技術人員的管理模式，實行技術職務任命制。但在那時，職稱定期晉升并沒有形成制度，多數從業人員以中低級職稱為主，很多醫生行醫一輩子，最后可能也就是一個醫師甚至醫士這樣最初級的職稱。那時，晉升職稱似乎屬于少數人的事，因此，大多數人都不以為意。直到1978年開始的新的職稱評定制中，職稱不但是專業技術水平和行業學術地位的象征，也是一個人在自己團隊中尋找位置感的重要標簽，并且還可轉為福利待遇，于是瞬間成為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休戚相關的事情。在醫院這種知識分子扎堆的地方，尤其明顯。

    本來通過職稱的晉升來體現自己的技術身份，并且還能獲取更好的福利待遇。這說起來倒是一件好事。可是真的投身其中，卻總覺得職稱與工作之間存在某種背離的狀態，評職稱在很多時候成為額外的負擔。

    為什么會這樣呢？

    這首先在于評職稱的體系不合理。醫生的職稱制度說到底是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技術任命制，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雖然在形式上采取了評定的手段，但無論是標準的制定還是評價程序和晉升程序的設計，都更多地體現了行政意志，導致許多不合理結果的產生。

    其次，評價內容的針對性和科學性也不足。從道理上講，醫生職稱制度本應解決的是醫生的整體技能的評價問題，應該首先立足于醫生的實際工作能力。在發達國家，每名醫生都有非常完整的技術檔案。比如，一個麻醉科醫生做氣管插管的平均時間是多長；手術過程中，病人的生命體征維持得怎么樣，都有專人予以記錄。如此，最后給這名醫生打分時，讓人心服口服。但我們國家卻很不重視這些實際工作狀況的評價，選擇了英語、論文這些并不能真正體現醫生能力，卻容易量化的評價指標，削弱了評價的科學性、有效性和公正性，使參與者產生不滿情緒。

    具體來說，醫生們對于職稱外語的意見不算大，因為醫生確實需要一些國際交往，而且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只要做些準備，通過相關考試不是太大的問題。醫生意見最大的是論文要求。大家知道，我國的期刊多如牛毛，而這些期刊大多依靠版面費存活，在經濟生存的壓力下，不少期刊的選稿，考慮的經濟因素就可能大于學術因素。而論文的撰寫，在很多時候，完全就是一種**粘貼的工作。這導致一批醫生發自內心地不愿意寫論文。但是，你不寫總有人寫，一旦人家寫得多，就會在職稱評定中占得先機。這里面還存在這樣一個問題——醫生的工作也是忙閑不一，相比起來，有些日常工作少的醫生，反而有更多的時間寫論文，在職稱評定中更有優勢，又造成了職稱與實際工作更大的不對等。

    與此同時，中國醫生的薪酬體系與職稱聯系也比較緊密，不但在基本工資中存在差距，在本應體現勞動價值的獎金發放制度中，不同職稱的醫生擁有不同的系數也成為很多醫院的慣例。這種把職稱直接變現為醫生工資報酬的方法，等于放大了職稱評定中的不公，也**了一些人在職稱評定中的投機心理。

    如今，職稱高低不能代表工作能力的問題，在各級醫院都非常明顯。也成為很多醫院實施績效考核時，比較撓頭的問題。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評聘分開，也就是說要淡化醫生的職稱身份，根據他的實際能力與工作崗位來聘用，并據此發放薪水。

    其實這種觀點恰好帶來了新的思路——既然職稱已經失去了評價一名醫生能力的作用，我們還有沒有必要保持現有的職稱體系？現在，有很多聲音呼吁職稱評定時放棄考核外語、降低論文要求。但是，放棄了學術要求的職稱評定，還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人們關心職稱，歸根到底是因為職稱與報酬密切相關。如果，一名醫生的報酬就是依據他的臨床表現來制定，醫生還有必要抱著職稱不放嗎？

    實際上，給醫生設定三級若干等職稱的情形，并非國際通行做法。美國的臨床醫生只有兩個級別：住院醫生（正在接受培訓，沒有資格***行醫）和主治醫生（完成培訓，***行醫），主治醫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參加學術職稱評定，獲得助理教授、副教授和終身教授的身份，但這個職稱的獲得，只是針對當時所在的醫學院，是個臨時身份，可以擁有一些研究的機會和到世界各地講學的機會，與收入的關系不大，如果醫生希望掙錢多，主要還是靠多做臨床工作。

    所以，我國現行的職稱評定，將愿不愿意做科研的都圈了進來，這種大眾化的職稱評審制度，是當前我國職稱評定最大的困局。對大多數以臨床工作為主業的醫生而言，確實是一種額外的負擔。盡快將職稱與福利待遇脫鉤，或者降低職稱在薪酬體系中的權重，建立一套完善的技術檔案體系，保證醫生最終依靠技術和臨床的工作狀態來決定薪酬，這才是改良職稱制度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