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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記得2011年被“最美媽媽”吳菊萍救下的墜樓女孩嗎，是的，她恢復得很好，能唱會跳，是班里長的最高的女孩。這一切要感謝一位神經外科醫生，是他為女孩量身定制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療及康復措施。

    這位醫生叫張建民，54歲，是浙大二院神經外科主任，在神經外科專業努力31年了。

    學醫源于崇拜

    今天醫生的社會地位在漸漸下滑，很多醫生表態不愿意子女學醫。不過，在上世紀70年代末，可完全是另一種情況。當年還是17歲小伙子的張建民，對醫生的感受只有兩個字——佩服。

    “小時候調皮，經常有些外傷，像手上劃了道口子啊什么的，就需要醫生縫傷口，看到他們能醫好傷，就很佩服，我看到所有人都很敬重醫生。”張建民說，那時的他就生出對醫生職業的向往。

    更重要的一點是，張建民天生動手能力強，從小就喜歡修鬧鐘修自行車，喜歡殺雞殺鴨，在學校廣播室負責放音樂，喜歡操控各種各樣的小機器，“別人干體力活，**的是技術活。”張建民笑著說。

    78年報考大學時，張建民結合自己的動手優勢和心中理想，選擇了醫學院，“我一個同學的媽媽當時也勸我讀醫學。”張建民補充道，這位同學媽媽自己就是一個醫生，她說自己感覺當醫生很好，并且無論政治如何變革，醫生只要技術過硬，都有一碗飯吃。

    所以，關于未來的職業，張建民很自然的奔著醫生去了。

    為機會做足準備

    1983年，張建民大學畢業，他放棄留校任教的美差，選擇當醫生，并且選了神經外科的方向，“神外科對醫生的動手要求更高，動作更精細，我想挑戰自己。”張建民說。

    工作后的張建民比起念書時更拼，他的說法是，“我們是剛剛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屆學生，是文革后真正經過考試的第一批學生，當時醫院里青黃不接，一切都是百廢待興，我們都很自覺的努力學習努力工作。”除了常規工作，張建民主動學習外語，參加了英語、德語學習班。雖然每天工作都很累，但下班后他就帶上書本筆記，趕到外語班學習。“就覺得多學點總是好的。”張建民說。

    機會突然降臨——醫院挑選醫生去德國進修學習。當年出國可不像今天這樣方便，出國機會非常少，很難得。很多人都希望被選中，但醫院有兩點要求：政治表現好，外語水平好，正是第二點讓張建民輕松越過其他年輕醫生，成功去德國學習。

    去德國后“觸動太大”

    到德國后，張建民傻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啊”!他的原話是：以前總覺得浙二已經很牛了，感覺自己也很不錯，但現在才真正眼界大開，無論是醫生的技術水平，還是醫療設備，還是醫院環境，跟我們國內差距太大了。

    “當時，德國神經外科的顯微鏡手術，已經很普遍了，而國內才算剛剛起步。”張建民說，9個月的德國學習期間，他如饑似渴的觀察學習，學到了很多顯微鏡手術的相關基礎、理念等知識技能。

    回國后，他迅速將所學運用到實踐中，積極開展顯微鏡手術，但由于醫院硬件有限，以及個人熟練度，早期手術時間很長，效果不是很明顯，很多醫生因此并不推崇顯微手術。但看過德國水平的張建民，從來沒有想過放棄，一直在繼續。隨著時間后延，他做顯微鏡手術的時間逐漸縮小，手術效果更與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于是越來越多醫生開始來學習這種技術，最后，在浙江省內，幾乎由浙大二院作為技術基底，向其他醫院及同行推廣神經外科的顯微鏡手術。“應該說，我們為推動全省、省外顯微鏡手術的發展做了挺大貢獻。”張建民說。

    要從害怕走到鎮定

    神經外科醫生圈有個說法：遇到手術中動脈大出血，是會讓人折壽的。當了年31外科醫生的張建民當然很有體會。

    “真的太驚險！顱內動脈大出血時，血噴涌而出，那種視覺上的沖擊，真的讓醫生很恐懼，腎上腺素瞬間最高，一種非常可怕的感受。”張建民描繪，隨即話鋒一轉，“但是，醫生絕對不能手忙腳亂，必須具備應急處理能力。對手術臺上的一切，要沉著冷靜的處理。因為稍有處理不當，病人就下不了手術臺。”

    有很多年輕醫生遇到這種情況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甚至留下心理陰影。

    如何克服這種恐懼？張建民的觀點是：

    第一，多練。首先問你自己是否足夠好，是否懂的足夠多，練的足夠熟。這是最基礎的。

    第二，大膽。手術風險極大，我們必須具備過人的膽識。

    第三，坦然。每個外科醫生都必須經歷這些恐懼時刻，一個手術牛人就說過，“你看我現在這樣，都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啊。”

    第四，負責。你是一個醫生，你要永遠對病人高度負責，病人找到你時，你要意識到你面對的是一個人，你不能草草應付。

    尾記：

    聽聞張建民醫生是今年“浙大好醫生”熱門候選人，筆者也邀請張醫生就此談談對“好醫生”的理解，他說：我們醫生對自己要有基本要求：成為一個合格的醫生，讓患者滿意，讓自己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