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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由Hamilton于1960年編制，是臨床上評定抑郁狀態時應用最為普遍得量表。本量表有17項、21項和24項3種版本。

     HAMD 誕生
 
    1912年，Max Hamilton出生于德國，1915年舉家搬遷至英格蘭，原先的姓Himmelschein也被改為Hamilton.他首先于倫敦大學學院（UCL）學醫，隨后在Maudsley醫院接受精神科訓練。當Aubrey Lewis先生（Maudsley醫院臨床主任，編者注）拒絕與其續簽合同后，Hamilton回到了UCL.在那里，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認可，他對于心理測量學的興趣也逐漸增加。在為Dennis Hill先生工作時，這一興趣得到了進一步的鼓勵。后來，Hamilton成為了利茲大學的講師，并在那里開發了HAMD，毫無疑問，這一量表非常成功。那個時候，精神醫學正在經歷從個體化心理治療到基于診斷的治療領域的巨大變化，而這一量表堪稱概念性。盡管Hamilton本人始終指出，研發該量表的目的并不在于診斷抑郁，但他的量表的確提供了一種切中要害且簡單可重復的結構化訪談模式。

    HAMD 優點

    簡單可重復的結構化的量表癥狀條目，與其他精神科診斷如焦慮等存在很大程度的重疊。它的敏感性及特異性都不甚理想。盡管如此，由于其確實把握住了抑郁的關鍵癥狀，在面對抑郁患者時，這一量表發揮異常穩健，使得其相當適合監測癥狀的變化。它的使用很簡單，且與臨床醫師問診抑郁癥狀的模式比較一致。由于上述優點，HAMD在早期抗抑郁藥試驗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隨著數據的累積，HAMD也逐漸成為新型抗抑郁藥（如SSRIs）與老藥（如TCAs及MAOIs）進行療效比較的金標準。

    HAMD 缺點

    然而從一定程度上講，HAMD的這種不一般的“穩健”也是該量表的一個缺點：相關領域變得越來越僵化，抑郁被視為可被HAMD得分所定義的綜合征，一些包容性更強、敏感性更高的“小眾”量表只能在尋求認可的路上苦苦掙扎，比如Montgomery-Asberg抑郁評定量表（MADRS）。某種所謂的“HAMD慣性”已然形成，直到今天仍在蔓延中。盡管藥物監管者們宣稱，他們可以接受任何有效的抑郁評定系統，許多藥企對開展那些不使用HAMD的抗抑郁藥研究心存恐懼，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會吸引業內注意，使人感覺他們對自己的新藥似乎不太自信。由于這個原因，HAMD被認為破壞了精神病治療領域的創新。或許可以這樣說，HAMD的廣泛使用所推動的是可以改變HAMD得分的藥物的研發，而不是那些一定可以改善抑郁患者轉歸的。這也意味著在臨床試驗中，那些作用于單胺的藥物，以及那些模擬TCAs作用模式的藥物可能會比一些新藥更具優勢，這或許是一些機制新穎的新藥如P物質拮抗劑試驗失敗的原因。

    該量表另一個更顯著的缺陷在于，患者或許可因為部分癥狀的改善而使得HAMD的得分降低，然而，這些癥狀或許并非抑郁的核心癥狀。最明顯的莫過于3個睡眠相關條目：初段失眠、中段失眠以及末段失眠。理論上，一種理想的助眠藥物可以為這三個方面帶來明顯的改善，進而降低HAMD得分，然而，這顯然不能使鎮靜助眠藥作為抗抑郁劑通過審查。針對苯二氮卓類藥物的研究顯示，這一類藥物也可顯著降低HAMD得分，但這一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睡眠及焦慮癥狀的改善而造成。這一問題已引起了藥物監管層的關注，業內人士也在試圖克服這一弊端，Per Bech及其同事就是這樣的例子。他們從HAMD的條目中提取了核心抑郁癥狀——心境低落、愉**缺失及遲滯，將這幾個條目的得分視為“核心”得分。
 

    HAMD對藥物研發影響

    目前，大部分抗抑郁藥臨床試驗也參考了這一亞組的得分，作為其藥物療效的進一步證據。前段時間，隨著抗抑郁藥物阿戈美拉汀的研發，這一話題再掀波瀾。該藥為褪黑素受體激動劑，同時也有一定的5-HT2C受體拮抗作用，而褪黑素作用于睡眠調節，故有人質疑該藥或許僅僅通過改善睡眠而影響HAMD得分。還好，亞量表得分及個人條目分析結果顯示，上述說法并不屬實。

    結論

    HAMD在精神學， 在評定抑郁狀態 ，它確實給我們提供了臨床試驗及治療過程中測量心境的簡單可重復方法。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人質疑，我們是否仍應保留該量表在新型抗抑郁藥研發中主要轉歸變量的地位，因為一些高敏感性量表，尤其是MADRS,或許已經超越HAMD了。因此，在評定抑郁時，越鼓勵使用多種患者自評量表，包括Rush抑郁癥狀快速自評量表（QIDS）。但是不管怎樣，在評價精神障礙治療有效性的方法學史上，HAMD做作出的貢獻，不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