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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則新聞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深圳兒科醫院175名醫護人員集體辭職》，兒科醫生的問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兒科醫生問題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調查發現，兒科醫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兒科醫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醫生的46%.這樣的收入讓很多兒科醫生直言：“連同學聚會都不敢去”

明白人都知道，其實不只是兒科醫生，兒科醫生集體辭職或許只是一個開始。對于非醫護人員，讓大家對醫護的處境感同身受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或許大家能從醫護的日常工作窺探一二。

（一）

早上8點，60歲的劉曉雁的診室里已經擠著6名家長。

她是首都兒科研究所附屬兒童醫院（下簡稱：兒研所）皮膚科主任醫師，也是兒研所首位成立工作室的專家。

已經退休被返聘的劉曉雁每次出診都是特需號。在她的門外，仍然有至少100個病歷本和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患兒家長。而皮膚科的普通號有5位出診醫生，他們擠在4個診室里，每天需要面對的是一千多名患兒。

早上8點是劉曉雁的上班時間，但她總會提前在7點半出診。在這間10平方米的診室里，兩位主治醫師坐在劉曉雁對面，作為她的助手。她們每天至少工作12小時，才能完成一百多個患兒的診治。

9點57分，工作將近4小時的劉曉雁第一次起身，她要為十幾個患兒做激光治療。“孩子一會兒還上課呢！”“孩子要驗血還沒吃飯。”“你們為什么要加這么多號？”焦灼等待的家長們開始抱怨。保安開始維持秩序。

魏琪（化名）帶著孩子從安徽趕來北京，為了掛上劉曉雁的特需號，已經排了3天隊，他不得不交給號販子500元。早上8點就來候診，但直到11點也沒有排到他。

12點35分，在診室門口被家長抱在懷里的孩子已經睡著。一個血管瘤患兒家長拿著孩子的照片沖進劉曉雁的診室。“好多人都是問一下、問一下，能排隊問嗎？”叫號護士沒能攔住他。一直笑容滿面的劉曉雁終于說了一句重話：“你們都說著急，然后就理直氣壯直接**來。”這時已經是下午1點，還有9個家長抱著4個孩子擠在她10平方米的診室里。

1點40分，護士走進診室，攔住還在排隊的患者說：“主任要吃飯了。”但20分鐘后，劉曉雁才結束了上午的看診。

她坐進隔壁不到1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和8個醫護人員擠在一起，往嘴里塞了一口方便面，此時面條已經提不起來，這是護士1小時前為她泡好的，也是她多年來的午飯。“兒科醫生不需要同情，哪個科室的醫生都辛苦，就像各行各業都需要尊重。”劉曉雁說。

在劉曉雁離開的一小時里，門外的叫號護士撐著太陽穴，看著面前幾十個病歷本說：“今天看得慢了，對你們負責才看得慢啊。”

但依然有家長對她喊：“你們怎么排的隊？病歷本兒都不動，是不是按照號走的？”為了掛號，這位家長前一天晚上12點就來到醫院。但在她之前，還有早就預約好的復診加號。

一名穿過人群的醫生被患兒家長訓斥：“看著點，別碰著我孩子。”醫生沒有搭腔，這不算什么。另一位醫生粗略計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醫護人員被推過、打過，這個數字還不夠可怕嗎？

醫學是不完美的科學，患兒離世，家長甚至發短信威脅“要殺你”.對他們來說，面對喊打喊殺的家長已經習以為常。

兒研所宣傳中心負責人池楊說，每當出現醫生被刺、被打的新聞時，有的醫生甚至不愿坐在背對門的工位上出門診。

一位郊區二級醫院的兒科醫生告訴記者，每次接夜班前，都要在家哭一場，因為她不知道今天要面對的是什么。“上班前誠惶誠恐，心理直哆嗦。”

一位上海的兒科醫生在朋友圈寫道：“今天急診當值，被家屬吼了一句‘你沒吃飯關我屁事’，開始沒什么，后來寫著、寫著病史，發現有水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淚……”

晚上8點，劉曉雁終于送走最后一位患者，關上了運轉將近13小時的電腦。而前一天，劉曉雁晚上9點才離開醫院，比她更晚下班的是科室護士。

（二）

中日友好醫院副主任醫師許鵬飛在兒科工作了28年。2012年1月7日那天至今仍讓他難忘，他清楚地記得，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他看了170個病人。

28年中，許鵬飛上了25年夜班，每四五天一次，從下午4點半到第二天早上8點。每次值夜班的兒科醫生只有1位，高峰時，他要面對將近200個病人。“下夜班后，我根本開不了車，精神太緊張，太累了，踩油門都難。”許鵬飛只能在醫院睡一覺再回家。

在醫院工作，意味著沒有8小時工作的概念。一些醫院的兒科規定，24小時值班的醫生，第二天上午還需要出門診，連續工作會超過28小時。“周末不能放下所有工作去休息，就算不當班也要轉一下病房。”王斌苦笑了一下說，“我們都不算小時，只看有沒有時間休息。”而在兒研所，兒童外科的大夜班要上36小時，內科一次連班則達到48小時。

可是，“這個行業、這個群體充斥著不被尊重的感覺。”許鵬飛說。1個月前，他終于決定不再為病人加號。“這樣看下去，有什么意義呢？我再怎樣透支自己的身體，患兒也不會減少。”

一名兒研所的保安說，他見過吵架的、打孩子的、拼命給醫生塞紅包的、甚至醉醺醺的家長。還有家長阻止醫生下班，“她為什么下班？她有孩子嗎？”

如今，許鵬飛不再上夜班，10個年輕醫生成為兒科急診和夜班主力。但是，如今有4名醫生同時懷孕，1位患病，“一下子一半人上不了夜班，排不出人來，剩下的人就要彌補這個工作量。”

2015年12月18日，兒研所的門診信息系統癱瘓了大約9小時，全部改成手工作業。醫生們自嘲：“電腦都累了，何況人呢？”

2015年，中日友好醫院兒科急診樓的玻璃被家長砸碎了。在成為一條簡短的社會新聞后，事情不了了之。許鵬飛覺得心寒，“砸就砸了，賠錢就完事了。”

2015年，許鵬飛有3個同事辭職，“壓力太大了”.但***兒科醫生卻一直是醫院的難題。2016年，中日友好醫院的兒科***來參加面試的只有1位。許鵬飛說：“現在不是搶人才，而是搶人。”

兒科醫生告急

1999年，醫科院校的兒科系停止招收本科，這被認為是兒科醫生缺失的主因之一。今年1月26日，14位四川省政協委員寫下聯名信，呼吁教育部恢復本科專業目錄中的兒科專業。如今，國家衛計委正協**育部恢復兒科學專業本科招生，這將成為衛計委2016年的工作要點之一。

2月24日，國家衛計委科教司副司長金生國稱：“針對兒科醫師緊缺現狀，將著力加強兒科人才培養，到2020年，力爭使兒科醫師達到14萬人以上，每千名兒童擁有的兒科醫師數達到0.6人以上。”

然而，同樣不設本科專業的還有眼科、外科、內科、皮膚科等，卻沒有面臨相似的困境。醫生中還流傳著一句話：“金眼科、銀外科，千萬不做小兒科。”

“現在的問題是，就算恢復本科專業，人家也不來。最后變成分數不夠被迫去讀兒科有什么意義？”王斌并不認為醫學院校招收兒科本科生能解決如今的困局，“這個職業不受待見，不受尊重，誰會來做呢？”

雖然，“被承認的感覺比收入重要得多”,但兒科醫生的付出和收入難成正比是醫生中繞不開的話題。

王斌和許鵬飛都工作了將近30年，至今沒能在廣州、北京買房。調查發現，兒科醫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兒科醫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醫生的46%.這樣的收入差距，讓年輕的兒科醫生向許鵬飛抱怨：“同學聚會都不敢去。”

作為領導，王斌也會告誡年輕醫生需要“奉獻、艱苦奮斗”,但他也知道，“僅僅依靠精神力量能支撐一個行業的長期發展嗎？”

醫生待遇低、工作強度大，患者就醫體驗差，醫患矛盾尖銳，這樣的惡性循環讓醫學生對兒科望而卻步。“如果兒科醫生不能過上體面的生活，窮巴巴、這么辛苦，還要負這么大責任，為什么還做醫生？”一位三甲醫院的兒科主任抱怨。

在劉曉雁看來，一些行政干預讓醫生更加為難。1月30日，針對“兒科醫生荒”,國家衛計委做出工作安排：“兒科醫務人員不足時，可以對高年資內科醫務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充實兒科醫療力量。”無論是內科醫生還是兒科醫生，都難以理解這項措施。“兒科醫生不足，內科醫生頂上，這不是公開讓內科醫生非法執業嗎？”

“現在的醫改更強調覆蓋全民，逼著醫生把所有老百姓服務好。但是，逼得了第一代人，第二代人就不來了啊。”,“如何吸引社會精英進入這個行業，讓這些醫生給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才應該是醫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