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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全國政協醫療衛生界小組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北大醫院院長劉玉村分析了熱門的“號販子”問題，指出“號販子”問題根本在于醫療資源供需失衡，建議提高掛號費診療費用，降低藥費檢查費，并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

醫院保安辭職當“號販子”

“有的‘號販子’都能住別墅了，但是我們醫院卻背負了特別大的罵名”,劉玉村說，“醫院的保安工作一段時間后，發現當保安不掙錢不如當‘號販子’，他在當保安期間摸清了醫院所有的規律，然后辭職了，變成了‘號販子’，所以保安和‘號販子’很難不勾結，各家醫院都有這種現象。”

“醫院的保安都是社會外派的合同工，招標進來的人，不是醫院的人，醫院的工作紀律約束對他起的作用有限，所以這就是為什么有些保安對號販子視而不見，那是因為我們管控不了。”劉玉村說，“當然一旦我們發現就會通知保安公司將他開除，但教育嚴打是一方面，并不能根治，根本還得通過改革解決供需平衡的問題。”

大醫院掛號并沒有那么難

“北大醫院和協和醫院普通號就那么難掛嗎？不是。”劉玉村說，“在我們醫院，有很多醫生坐一上午沒幾個病人”.他進一步解釋，“醫生的知名度不夠不代表他的水平真的就不行，他是北大醫院的水平，但就叫普通號，所以沒人掛。”

“所以老說看病難，但是到了大醫院未必哪個科的號都難掛，難只是集中在了某些人某些科上，這個難是相對的；而絕對的難可以通過分級診療、計劃診療的辦法來解決。”

劉玉村舉例說，“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病人看病都是有計劃的，先看誰后看誰，一步一步排地很清晰，但是咱們的老百姓看病最自由，想到哪個城市、想到哪個醫院、想找誰完全自由，一邊是高度計劃的專家--就幾天掛幾個號，另一邊是非常自由的病人群體，這種計劃和自由之間必然不匹配，所以號販子才應運而生，甚至說他們滿足了這種需求。”

劉玉村評價北京市針對“號販子”***的專家團隊政策，“北京推出了15個專家團隊的掛號，專家變成團隊了，比如患者掛的凌風團隊的號未必能見到凌風教授本人了，但是我支持這種辦法。”劉玉村說，“30年前病人看病只有看不了的病才逐級往上找高級別的大夫，只有醫生更懂得病人，而不是病人更懂得醫生。這個政策符合病人就醫、大夫看病的規律。”

要提高掛號費降低藥費

劉玉村認為，兒科等醫生稀缺是因為價格和價值失調，他提出藥品和服務價格“三升三降”的建議：

大幅提高掛號費。“既承認了醫生的價值，同時也設立了一個門檻，比如那些慢性病，用不著來北大醫院看病的病人就別來了。”劉玉村說，“保守估計現在300萬門診量里有至少100萬人次是沒必要來的，但是北大醫院掛號費不貴，取藥方便，服務便捷，他為什么不來？如果提高掛號費，門檻稍微高一些，自然就擋住了一部分人。”

提高住院費、提高床位費。“北京28塊錢的床位費實在是太低，如果漲到三星級賓館的價格水平，147塊錢1天的話，這個病人就不會因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滯留在醫院了，提高了病房使用率。”

提高手術費。劉玉村稱，“舉個實例，現在一個胃癌手術1000多塊，醫生護士麻醉師6個人，就1000多塊錢。合理嗎？所以要提高手術費”.

藥費降下來、導管支架這些器材費用降下來、CT核磁檢查費降下來。“這樣就平衡了”,他說。

提升醫療行業薪酬需要靠改革

“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的報告，中央**和市級**都非常重視，每年的**工作報告里也都有，但是雖然每年都提，卻沒有‘抓手’。” 劉玉村說，“不可能說把醫生的工資按照大家的期望定的那么高，像加拿大大學教授是普通教授的三到六倍這樣，在中國現在不可能實現，只能通過改革。如果醫院有了比較好的收入結構，**又給了醫院自**，我們這些醫院的管理者就有辦法來調整我們內部的收入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