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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是他的目的”

　　管德林

　　1960年參加高考，我有幸被北京第二醫學院（現為首都醫科大學）錄取。在開學典禮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吳階平教授。他慷慨激昂而又溫文爾雅的講話，展示了他創建“北二醫”的滿腔熱情，讓我思緒萬千。是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發現自己的優勢和趣味，尊重自己的天分和選擇。我將來要像他一樣，做個出色的泌尿外科醫生。

　　大學二年級，學校組織到京西大臺煤礦勞動。我們都穿上工作服，頭戴礦燈、安全帽，下到礦井下的掌子面，與礦工們一同勞動。吳院長也和我們在一起。從礦井上來時，吳院長笑著對我們說：“我們外表和煤礦工人沒有區別了，我們的品德和他們可能還有差距。”他風趣而幽默的言語，暗示做人要表里如一。

　　晚上，礦方實在安排不出吳院長的住處，就讓他和我住在一個房間。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吳院長住在一起。當時，我們都十分疲乏。洗澡更衣后，很快就躺下了。關燈后，吳院長先開了口：“管德林，累不累？”我說：“不累！”吳院長說：“不累是假的，要說真話！學校讓你們來，就是要你們體驗一下煤礦工人的生活，將來畢業以后能為他們服務！”我順口而出的一句話，盡管是一句無關緊要的話，卻也受到了吳院長風趣的批評。看來，做什么事，說什么話都要認真考慮，千萬不能說假話，這也成為我以后做人的信條。

　　是吳階平教授的言傳身教，把我領上了路。他親自帶我做手術，要求我們做任何手術都要規范化操作，盡量減少創傷。吳老為病人做腎臟手術時倡導經第11肋間入路，從不切除第12肋骨。他說：“病人切除了一個腎臟就夠痛苦的了，絕不能再切除一根肋骨。”40多年來，這一點我一直銘記和沿用著，并傳授給年輕同道。

　　有一次查房，遇到一個有血尿的病人，我給他做了膀胱鏡檢查。吳院長仔細看了病歷后，問我：“給他插管了？”我說：“是，還做了逆行造影。”“收集腎盂尿沒有？找瘤細胞沒有？”我的臉一下子紅了，低著頭說：“沒有。”吳院長立刻嚴肅地說：“做膀胱鏡是一項有損傷的檢查，事前一定要把應查的項目擬訂好，免得病人受第二遍苦。不然，醫生自己做一次膀胱鏡檢查，體驗一下，就不會遺漏檢查項目了！”這一席話說得我幾乎站不住了。我暗暗下決心，一生中絕不再犯這個錯誤！

　　病房里有兩位朝鮮族患兒，因外傷性尿道狹窄在我們科住了幾個月。有時，吳院長親自給他們擴尿道。擴尿道是很痛苦的，吳院長總是先耐心地和他們交談：“不擴尿道，手術就白做了。不能從尿道排尿，總帶著膀胱造瘺管多痛苦啊！”慢慢地，患兒開始自覺地要求配合治療，而吳院長動作嫻熟，很快就完成了操作。吳院長常說：“醫生面對的患者不僅僅是生物學的人，更是社會學的人。”

　　在每一例手術前，吳院長都認真閱讀X線片，三查五對手術應該做的部位，以最小的損傷設計手術切口等。這些原則合理念至今都牢牢地印在我的腦海里，甚至連他持手術刀、手術鉗的姿勢我都終生難忘。吳院長要求我們做手術必須向老前輩學習，要根植傳統、返璞歸真。如尿道下裂的Denis Brown修補術，膀胱**瘺的O’Conor修補術，尿路改道的Bricker手術和Smith Boyce腎實質切開取石術等，要首先知道這些手術的適應癥、禁忌癥，并嚴格遵照手術的標準方法執行。“沒有積累一定的經驗，絕不能在病人身上練手。”吳院長說。

　　遇到患腎上腺疾病的患者，吳院長均要認真地研究。手術中，吳院長對病理檢查非常重視。腎上腺探查，必須做冰凍切片，每一例手術后都要核對病理報告。吳院長曾對我說：“以前，有一位診斷為腎上腺嗜鉻細胞瘤的病人，手術時并未發現嗜鉻細胞瘤，而在手術后病理檢查中證實為腎上腺髓質增生。”面對這一罕見病例，吳院長認真思考，絕不輕易放過。一旦遇到手術中未找到嗜鉻細胞瘤，而冰凍切片提示腎上腺髓質增生時，則采取切除一側腎上腺和刮除另一側腎上腺髓質的方式。手術之后，病人得到恢復，原來多次出現的高血壓危象也不再出現。吳院長就這樣一例一例地觀察、隨訪，盡管大多數病人是在“文革”中收集的，條件之艱苦可以想象，但通過臨床實踐，吳院長越發感到腎上腺髓質增生這個疾病確實存在。他先后用中文和英文發表文章，提出了腎上腺髓質增生這一新的***疾病的概念，后來被美國泌尿外科年鑒收錄，并在國際上首先報告。

　　吳院長曾對我說：“在朝鮮戰場上，美國人把從土里挖出來的士兵接上管子，用水來洗血，治療無尿。”后來，他讓我到急診室調查一下尿毒癥發病的情況。“文革”前，我就每天晚上去急診室了解每天收治尿毒癥患者的人數，發現每周平均有兩位尿毒癥患者在這里死亡。不久，**不惜巨資從法國進口了一臺滾筒式人工腎，當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設備。在吳院長領導下，我們開始了中國第一次正規的血液透析治療。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了在中國從事動靜脈瘺的工作，一干就是45年。

　　在國外的一天，我看到一家教會醫院門前有一個石板，上面寫著一行**字。我看不懂，一位行人告訴我，上面寫的是：“行醫不是謀生手段，救人是他的目的。”現在，我借此緬懷吳院長。作為一名外科醫生，我要永遠像吳院長那樣學習、實踐、思考，走自己的路。（作者為北京大學吳階平泌尿外科醫學中心教授）

　　“無我”境界

　　馬騰驤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吳老提出了腎上腺髓質增生這一新概念，引起了國際上的重視。實際上這一新問題的提出，是他多年實踐、認真觀察、深入研究的必然結果。

　　記得1963年，我們到沈陽參加全國泌尿外科學術會議審稿會時，某一天，吳院士笑著對我說：“在你閱讀專業文獻時，發現過腎上腺髓質增生這一新的提法嗎？”當時在我的印象中確實沒有這一概念，我卻回答說：“似乎有點印象。”他說：“你答得太抽象了，科學的東西，是就是‘是’，有就是‘有’。你應當再仔細查查文獻，要有明確的判斷。”這一席談話雖短，但他的誠懇批評和科學態度，使我受益甚深。回到天津后，我立即查找了那時能夠找到的所有相關文獻，確實找不到這一新的提法。吳老對于醫學新事物的敏銳觀察與執著探索令我深感敬佩。

　　1976年，我們編寫《黃家駟外科學》。其中的“泌尿外科”篇在天津定稿時，吳老對我編寫的“急性腎功能衰竭”一章的內容提出意見：“材料收集得還充分，寫得條理也算清晰，但有些概念不明確，對讀者有誤導作用。”他還指出，“急性腎功能衰竭”是指腎前性腎小管壞死的特定病變及其引起的一系列病理生理改變及臨床表現，不能把腎實質性（腎性）或腎后性原因引起的腎功能衰竭與之混為一談，在病因學分類上傳統的腎前性、腎性、腎后性的概念不完整、不明確，并對我寫的這一章作了原則性的修改。這不但使我在認識上有了提高，而且也沒有為了照顧我的面子而使讀者受損。

　　“文革”時期，一次我與吳老及其他幾位醫師在**總醫院會診一個男學生（15～20歲之間）。他反復出現血尿，在很多醫院診治過。會診后，吳老認為病變在一側腎臟，是良性病變，可以做部分切除。當時，知識分子的處境非常尷尬，未受到直接沖擊的都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保守思想。吳老能夠明確提出這樣的治療方案，實在是其“無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精神的真實體現。記得我的想法是“病變不能十分肯定，治療上應當慎重”。因為按當時的情況，治療稍有失誤，后果就會不堪設想。但吳老不計個人得失，親自為病人做了手術，并取得了圓滿成功。（作者為天津市泌尿外科研究所原所長）

　　“吳老師，謝謝您”

　　魏有仁

　　歲月匆匆。自我在大學第一次聆聽吳階平教授的授課，迄今已整整50載，當年吳老師在第10教室講臺上的形象仍清晰地浮現在眼前。當時在北醫，有幾位教授的課特別有名氣，吳老師的課就是其中令人難忘的。他講課的特點是啟發式教育，思路清晰，富于邏輯性，不但授業解惑，還啟發你科學的臨床思維能力。記得講到腎結核一課時，提到“一側腎結核，對側腎積水”這一重要概念。他一手舉著X線片，從診斷思路到檢查方法，層層推理，結合他豐富的臨床經驗，講得生動易懂，引人入勝。

　　后來我進入臨床實習，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病房巡診時，吳老師總要向周圍的醫生提問。有一次，他問病人的尿檢查了沒有，一位醫生說護士已留尿送化驗室了。吳老師問：“你自己看了嗎？”那位醫生小聲說：“沒有。”吳老師說：“這位病人有可能發生血尿，你應當觀察一下排尿過程和尿的外觀再送化驗室，這是第一手資料。”這讓我深受教益，在以后的工作中特別注意觀察病情，有時還要到化驗室親眼看一下結果。

　　吳老師常說的一句話是“做科學上的有心人”。他常常語重心長地說：“我們都在做同樣的工作，面對同樣的病人、同樣的現象。但有的人熟視無睹，而有的人就能有所發現。關鍵在你自己。”吳老師的醫學生涯，就是做“有心人”的好榜樣。

　　我從北醫畢業后留校做住院醫師，和吳老師同在大外科教研組。后來他出任北醫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時，我曾做過院長助理，有機會從另一側面了解他的為人行事。作為醫生，他十分關心病人，視患者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平時為人寬厚，性格溫和，但遇到工作中違背病人利益的事，他就不能容忍，會生氣甚至發火。作為名醫，他經常收到許多群眾來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寫的，有些問題也較瑣碎，但他都一一認真作復。有時，我看他太忙，想替他答復一些簡單的問題，但他堅持要親自回信，而且從不拖延。

　　吳老師有良好的工作作風，從沒有那種浮在上面的“官”氣。記得當時建了一個院長巡視制度，院長每周要帶著管理層一班人下到一個科室開現場會，了解問題，和基層人員交談，有什么問題及時解決，效率很高。我時常跟著吳院長下科室，有一件小事至今還記得。

　　那次去**科，在現場了解情況后，吳院長詢問身旁的一位護士：“為什么煮沸消毒醫療器械時要加碳酸氫鈉？”這位護士一時語塞。他和藹地告訴她：“那是為了提高沸點。”這件事雖小，給我印象卻很深：這樣一位大學者卻不忽視細小的基本問題，還循循善誘去幫助基層工作人員，沒有一點架子。

　　1957年，我被劃為“右派”，陷入逆境。在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巨大壓力下，大多數往日的熟人都不敢接近我，我也盡量遠離他們，以免給人帶來麻煩。那天，我走在去協和醫院圖書院的路上，從身后開來一輛小轎車，停在我身旁，然后傳來一聲非常熟悉的呼喚：“老魏！”我不禁一怔，原來是久未見面的吳老師從車窗探出頭來跟我打招呼。他笑著點點頭，車開走了。我注視著遠去的車，心中久久不能平靜。轉眼幾十年了，當時的情景恍如昨日，那一聲呼喚使我難以忘懷。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我這番感觸只能藏在心底，怕說出來會給老師惹來麻煩。如今，我想大聲地說一聲：“吳老師，謝謝您！”（作者為中日友好醫院教授）

　　一次難忘的教誨

　　梅  驊

　　12年前的一個早春，廣東某縣一位領導因血尿在縣城醫院住院。腎盂造影發現數粒負性陰影，診斷為左腎尿酸結石，施行取石手術。術中發現腎盂內并無結石，患者患的是腎盂癌，遂施行了腎切除手術。術后檢查標本發現，輸尿管斷端有原位癌，腎旁淋巴管有癌栓。病人家屬對此意見很大，要求我前往會診。我意識到誤診及治療決策錯誤可能嚴重影響遠期療效，便打電話給吳階平教授請示解決方法。

　　第二天下午，吳老乘飛機抵達廣州，隨后奔赴縣城。他還沒來得及吃晚飯，就向醫生了解詳情。當晚，吳老看過病人，與患者家屬及縣里的主要領導詳談了一個半小時。他首先分析了導致術前誤診的原因：結石病史掩蓋了腫瘤的診斷，臨床上屢有發生，靠影像學資料作出診斷可能有誤差。病理結果提示，術中決策顯然不夠完善，說明術者未具備準確的預見性。但人不是神仙，疾病的臨床表現千變萬化。現在錯誤已經發生，重要的是采取正確措施。經過吳老由淺入深的解釋，病人家屬都為這位德高望重的老專家的誠懇、耐心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所打動。

　　再次手術是無法避免的，我們面臨的難題是要患者理解，并愿意在尚未康復期接受第二次手術，而且還要讓原來的主刀醫師參加手術，從中吸取教訓，共同擔起根治腫瘤的重任。吳老花了整整3天時間，向有關人員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解釋、說明，一次又一次和醫療小組討論，充分估計可能發生的問題，制定出嚴密的治療方案。

　　第四天早晨，病人滿懷信心地進入手術室，由我和原主刀醫師施行手術。腎切除已一月有余，術野組織緊密粘連，需切除脾臟、游離胰腺才能清除區域淋巴組織，要把切口延長至下腹部，才能切除殘留的輸尿管。手術持續了6個小時，已是74歲高齡的吳階平教授始終站在手術臺旁進行指導，直到清除所有可能存在腫瘤的組織。

　　6年前，我偶然遇到這位患者。他已退休在家，身體十分健壯。他感慨地告訴我，吳教授術前那一席話，使他和家屬對第一次手術的抱怨煙消云散，給了他再次接受手術的勇氣。

　　在1996年的一次全國泌尿外科培訓班上，吳階平教授主講第一課，他精辟地闡述了學習方法，并指出臨床工作中，未經考慮便看成“簡單”，正是出現差錯的重要原因……

　　針對當時醫生中出現的一些現象，我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醫生在臨床工作中犯了錯誤，該怎么辦？吳老沉思了一下，接著就把自己年輕時在臨床工作中犯過的兩次錯誤原原本本地復述出來。他說：“一位外科醫生的一生不可能完全不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應該深刻反思，要敢于在同事面前老老實實承認錯誤，虛心接受別人意見，認真糾正錯誤，還要加強學習，勤于思考。相反，如果掩飾錯誤，推卸責任，甚至為保全聲譽不惜弄虛作假，其結果只會身敗名裂，害人害己。”

　　一位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老專家，能夠在學生面前講述自己年輕時期的痛苦經歷，令人欽佩。這一課，他用淳樸而誠懇的語言給我們描述出老一輩專家的優良品質，樹立起值得我們畢生學習的崇高榜樣。（作者為中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泌尿外科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