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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一位名醫，醫德醫術俱佳，謙卑地踐行希波克拉底的名言“我將清白和純潔地生活和行醫”.他不收紅包，實在謝絕不了，就在出院時，把紅包打入病人的賬戶。他坐門診時，和顏悅色，與病人交流融洽。但我偶然得知他坐門診時的一個習慣，卻是暗吃一驚。在我們臺州，醫生在問診一位病人時，即使是最好的醫院，也往往避免不了其他病人和親友的圍觀，有的圍觀者還興致勃勃地插話。這位名醫坐診時的習慣是——絕不允許有病人及其親友站在他身后。

  我把這件事說給一位也是臺州名醫的中學同學聽。不料，她說自己也是這樣的，否則，她就極為忐忑。這讓人不禁感嘆，如今我國的醫患**，已經投下了如此深重的陰影，即使是這些“清白和純潔地生活和行醫”的好醫生，也掙脫不了。

  當下的醫患矛盾，緣由復雜。作為一個老記者，竊以為我們長期以來的宣傳也是難逃其咎。從春秋戰國時代的扁鵲開始，我們對醫生就敬獻上了“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之類的頌揚。例如，這位扁鵲**，其實不叫扁鵲，他的姓名叫姬緩，因為醫術高超，人們便用了上古神話里的神醫扁鵲來尊稱他。久而久之，這些神醫故事和中國好醫生的種種宣傳報道，給大眾留下了醫生仿佛無所不能的暗示。一旦不能手到病除，有的患者不免暗暗嘀咕，是不是醫生沒有盡心盡力啊？是不是因為沒有送紅包啊？

  02

  其實，直到今天，醫學仍然是極不完善的。

  諾貝爾生物醫學獎獲得者盧瑞亞把現代醫學比喻為“破試管”.而且，現代醫學的歷史是十分短暫的。直到1937年，人類才開始臨床應用第一種能夠有選擇地殺死病菌的藥物——磺胺。盡管在我國博大精深的中醫圣典《本草綱目》里面，早已有霉**可以治療惡瘡的記錄，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人類才研發成功第一種抗生素——青霉素。

  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被尊為“西醫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古代西醫都要宣讀的一份從醫誓詞。古往今來，很多雕像把希波克拉底表現成一位睿智的老人——禿頂，一臉大胡子，眼光明亮，神情高貴，簡直是世人心目中名醫的經典形象。可惜，除了希波克拉底可能是他的學生整理的《希波克拉底文集》的作者以外，我們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對于醫學，這是一個貼切的隱喻。即使到了21世紀，醫學領域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依然充滿了未解之謎和力不從心的缺憾。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第二條，就是“首要之務是不可傷害，然后才是治療”.法國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院負責人、巴黎第五大學校長凱恩說：“數千年來醫學的最大智慧，就表現在希波克拉底的謹慎態度上。”

  相比之下，《本草綱目》表現出了更多的自信。只不過，我們讀了這些有著“立愈”、“即止”之神奇療效的藥方，往往啞然。比如，骨折了怎么辦？《本草綱目》開出的藥方是：“死童子骨，香瓜子仁炒干，為末。好酒下，止痛極速。”咽喉腫痛怎么辦？老中醫李時珍建議：“童便三合，含之即止。”流鼻血怎么辦？“亂發燒灰吹之，立止。”而且，《本草綱目》還保證，此方有一勞永逸的神效：“永不發。”不過，這個“亂發”有講究，必須“男用母發，女用父發”.

  凱恩認為：“自從不同起源的古代醫學出現已來（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印度、中國等），醫療的技藝……在魔法實踐和脆弱的醫學基礎之間搖擺。人們始終說這時的醫學基礎是客觀的，但實際上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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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醫學一路走來，有時候，讓人覺得實在是神農嘗百草傳說的現代版。

  磺胺的研發過程就是如此。1927年，世界制藥行業巨頭——拜耳制藥公司的研究部主任多馬克開始研究染料能不能治病。為什么選擇染料呢？因為當時還沒人研究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多馬克在實驗室里，耐心地給小白鼠服用各種各樣的染料，觀察效果。直到第五年，多馬克終于發現一種紅色染料能夠殺死鏈球菌。又過了多年，進一步研究發現，療效不是來自這種紅色染料本身，而是染料分子的結合劑——磺胺。多馬克因此獲得了1939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直到今天，漫天撒網地試驗各種各樣的物質有沒有療效，依然是世界制藥行業研發新藥的常規辦法。

  在醫藥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一種抗生素——青霉素的發現，更是運氣好到極點。1928年7月，倫敦的微生物學家弗萊明沒顧上把幾個金黃色葡萄球菌培養皿放進培養箱，就匆匆去外地度假了。回來后，弗萊明發現，一個培養皿被霉菌污染了。他剛要扔掉，突然發現霉菌菌落周圍有一個透明的圓圈，說明這一圈里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被殺死了。緊接著，弗萊明通過實驗，證明這種霉菌具有殺菌功能。這是一種青霉菌，能夠分泌出大量的青霉素。

  世界各地的科學家聞訊，如獲至寶，卻遲遲不能重復弗萊明的這個實驗，連弗萊明本人也不能。這是怎么回事呢？直到十年后，科學家才漸漸解開這個謎團。原來，青霉菌最喜歡的溫度是20攝氏度，而金黃色葡萄球菌是35攝氏度。如果弗萊明那天把培養皿放進了35攝氏度的培養箱，那個青霉菌菌落就無法生長。

  幸運的是，在弗萊明度假期間，倫敦經歷了一次冷空氣降溫，使得他的實驗室溫度恰恰下降到20攝氏度左右，青霉菌如魚得水，蓬勃生長。不僅如此，后來的科學家進一步發現，污染了弗萊明培養皿的那種青霉菌，在自然界里極其罕見。這也是《本草綱目》記載的霉**治惡瘡這個藥方，時靈時不靈的原因。因為，并不是讓**發霉的每一種霉菌都是這種青霉菌。

  那么，弗萊明實驗室里的青霉菌是哪兒來的？這里的巧合，簡直不可思議——弗萊明的樓下，是一位真菌科學家的實驗室，恰好培育了這種青霉菌。那幾天，他又恰好沒有關窗戶。否則，這種罕見的青霉菌孢子就不會逃出來，飄進弗萊明的實驗室，不偏不倚地落進那個培養皿，給幸運得一塌糊涂的弗萊明帶來了1945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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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認，現代醫學取得了輝煌成就，但當代醫學界依然謹守著希波克拉底的謹慎。

  劉易斯·托馬斯博士是20世紀美國最杰出的醫生之一，他寫的回憶錄《最年輕的科學——觀察醫學的札記》，記述了作者親身親歷的世界醫學的偉大進步。他卻深切地感受：“在這些醫院（指哈佛大學的幾所全球頂級醫院）的病房里我們逐漸明白了：我們對真正有用的東西了解甚少；我們雖然繁忙地對疾病進行分析，但卻無法改變它們的大多數的進程。表面上看來很有學問的醫療專業，實際上卻是個十分無知的行當。”

  劉易斯·托馬斯博士用專業術語告訴我們，所謂“治療”,有四種類型：一是病因學治療，比如你感染了病菌，把病菌殺死，那你的病就好了；二是發病學治療，比如你得了高血壓，醫生建議你事事小心，并長期用藥防范，控制住血壓；三是癥狀學治療，就是疼痛止痛，發燒退燒；第四種就是安慰劑治療。在現代醫學治療譜系里面，斬草除根式的病因治療只占20%.

  直到今天，在畢業時，很多歐美醫學院學生依然要莊嚴地背誦現代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其中的第三條是：“承認我的能力的局限。”而患者們，也應該理解醫學和醫生的這種能力局限。

  當然，當下我國醫患矛盾激化，不僅來源于醫學不夠完善，還有醫保不夠普及、醫患**解決機制存在缺陷等原因，這是另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