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記者前往東北農村,拜訪幾位在大學進修之后又回到農村工作的鄉村醫生。細雨中的村莊,寒氣逼人,沉寂無聲。出租車在轉了幾個圈子之后,終于在路旁一處不起眼的院落門前停下,沒有任何標識顯示這里和普通民居有何不同,但司機很確定地說,到了,這就是村里的衛生室。
■“欠的賬咱也不好意思去催”
孟阿娜捧過來一堆紙條,厚厚的一疊,每張紙上記錄著患者姓名以及所欠藥費。“10年前的欠條都能找得著。”
這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南城村的鄉村醫生嘆著氣,“都是鄉里鄉親的,雖然沒錢,但人家來看病還能不看?欠的賬咱也不好意思去催。”
孟阿娜所在的村子,名義上屬于哈爾濱市管轄,實際距離市中心有近百公里。從村里到最近的衛生院,也要幾十分鐘車程。因此,村里人有個頭疼腦熱不舒服,首選孟阿娜的衛生室。每年,這個小診所有近1萬人次的門診量。
孟阿娜和丈夫都在衛生室工作,夫妻倆個人都考取了執業助理醫師資格。2007年,兩口子琢磨著趁著年輕,應該多學點東西,雙雙報名參加了黑龍江省的“村村大學生計劃”,由**出學費,分別到牡丹江醫學院和齊齊哈爾醫學院讀了3年大專,成為鄉村醫生中尚不多見的高學歷人才。
“鄉村醫生干活就是憑良心。” 孟阿娜說,在農村,醫生上門看病不收一分錢出診費。“夜里也會被人叫醒去看病。”平常,村衛生室的藥都是“拆零”來賣,要是村里人就需要一片兩片的,收費的話也說不出口。
盡管屋外正飄著細雨,仍有村民帶著小孩來看病,說是皮膚有點炎癥,點名就要某種藥。孟阿娜看了看癥狀,轉身進藥房拿藥。“村里人愿意到衛生室,主要是買藥,順便讓醫生瞧瞧病,連處方都不用開。”孟阿娜解釋說,真正要開處方的也就是打針、輸液。
打針、輸液容易出問題,因此在村衛生室是重頭戲。孟阿娜說,每天給人看病打針都小心翼翼、提心吊膽的。“村醫不好干,一旦有個醫療糾紛我們根本擔不起。”
■“現在感覺很迷茫”
聽說今年年底村衛生室要推行藥品零差價消瘦,孟阿娜心理也很忐忑。
上半年的時候,**組織鄉村醫生進過一批基本藥物。“我一看藥價,當時就懵了。”孟阿娜找出當時的進貨單給記者看,“原來我們自己賣9塊錢的三精口服液,基藥進價就是12塊5。太貴了,根本賣不出去。”
鄉村醫生群體更關心的還是基本藥物制度實施之后的補償。現在傳出的消息是,按照藥價的15%進行補償,再就是按照門診每張處方2元的標準收取一般診療費。“收入肯定縮水。”孟阿娜說,她這里每年1萬人次的門診量,真正開處方的還不到一半。即使兩項補償加起來,也抵不上原來的收入。
“去大學讀書之前得簽合同,承諾畢業后在家鄉要干滿5年。我們當時本來就打算回村里好好發展。別說5年,就是50年也可以。”孟阿娜說,“但是現在感覺很迷茫。”
目前,耗費孟阿娜精力最多的是公共衛生服務。除了看病,每周還要協助上級進村入戶,搜集信息,建村民健康檔案,承擔著多項公共衛生服務任務。很多時候忙不過來。
“我掐算過時間,認認真真地按照要求上門建一份完整的健康檔案,需要40分鐘。”孟阿娜說,“哪怕一天8個小時都做這個,一天也就是建10多份。按照去年建一份檔案給村醫補助2塊錢的標準,一天只有20塊錢。”
當然,也有“捷徑”可走。孟阿娜拿來一份檔案,“你看,這上面的數據要造假也很容易,根本不用上門,在家坐著也能填完一份。”她說,自己不愿這么干。
■“準備改行當建筑工人”
聽說來了記者,孟阿娜的丈夫冒著雨趕回來。趁著診所人不多,他跑到附近縣城的工地上干活去了。他抱怨說,最想不通的是新農合的罰款。
在黑龍江省,符合條件的村衛生室均被納入新農合定點醫療機構管理,實行門診統籌。按照阿城區合作醫療管理辦公室的解釋,南城村衛生室在去年的檢查中被查出新農合報銷存在漏洞,因此被處以2016元的罰款。
“到現在也沒有書面的處罰通知,我們都是被口頭告知的。”他說,“沒辦法,我準備改行,當建筑工人。”這個擁有大專學歷的鄉村醫生狠狠地抽煙,嘆氣。
“鄉村醫生越來越少了。”孟阿娜說,衛生院開會的時候通報數據,阿城區原有540多名鄉村醫生,現在只剩460多人還在從事這個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