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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床上，一張病理醫生的報告，直接決定內科醫生的用藥方案和外科醫生的手術方法及范圍，因此病理醫生被尊稱為“醫生的醫生”.然而一個如此重要的學科，卻長期難以得到發展。即便在上海，不少三甲醫院病理科醫生也僅10人左右，醫學院與醫院面臨著“招不到好學生”也“留不下好醫生”的尷尬境地。病理醫生缺口越來越大，該如何突破這個瓶頸？

    教學隊伍老化致被邊緣化

    上海交通大學病理中心成立至今已有2年半時間，這所由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和交大醫學院合作共建的單位，如今擁有65名在職員工，其中發報告讀片醫生有23位，形成了主任、副主任、主治與住院醫師的完整梯隊。

    看似富足的人手，在病理學博士沈煒煒看來還有繼續發展的空間，“2015年，我們的常規病理樣本量7萬，細胞學和分子學病理樣本量也近5萬，其實我們依舊需要大量人才。”據國家衛計委統計，我國病理注冊醫生約9800人，上海約800人。按照每百張病床配備1至2名病理醫生的標準計算，全國缺口可能達3至4萬人。

    市一醫院院長王興鵬說，主要困境來自于學科發展后繼乏人，“醫學院病理教研室、病理學系在過去近十年只有高職低聘，沒有晉升，也沒有新進師資。教學隊伍的老化直接導致學科整體被邊緣化。”

    “我們如何吸引主要憑智力勞動創造價值的病理科醫生？如果現在還不培養病理醫生，未來談何診斷？”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醫學院院長陳國強憂心忡忡。若想改變現狀，必須要有沖破發展瓶頸的勇氣。2013年，王興鵬與陳國強在一次關于基礎醫學院的調研上一拍即合，決定探索出一條將基礎與臨床相結合的全新改革之路。

    稍有差池都面臨嚴重后果

    一個觸目驚心的數據顯示：全國有近40%的手術都未進行病理切片分析。尤其在基層醫院，不少醫生憑借個人經驗及影像學診斷，造成的漏診、誤診并不鮮見。

    該院病理中心副主任、婦科及乳腺亞專科主任張建兵講述了一個小故事。去年12月，市一醫院松江院區正在進行一臺卵巢手術。患者考慮為卵巢黏液腺癌，但醫生有些拿不準，便立即將冰凍切片圖像掃描傳送到病理中心。張建兵與同事會診討論后判斷，這位患者有可能為轉移性癌癥。手術醫生按提示探查后，果然在患者闌尾處發現腫塊，卵巢部位為轉移性黏液腺癌。正是由于病理醫生的準確診斷，避免了錯誤的擴大手術方式。

    這樣的能力與經驗，并非每個病理醫生都能快速具備，“通常情況下，工作10年以上的醫生才可以***發報告。”病理中心主任傅國輝說，“一份報告決定著器官去留、手術與否，稍有差錯都會面臨嚴重后果。”而與之相伴的是低下的診斷費用與科室收入，最終讓病理醫生選擇出走。

    要著力解決人才“缺口”

    想留住這樣一批稀缺而寶貴的人才，無外乎是在待遇與發展兩大關鍵點上下功夫。病理中心大膽在收入績效上改革：采取傾斜政策后，病理醫生與外科收入直接掛鉤，員工們的總體收入都有了顯著提高。

    病理科消化亞專科主治醫師袁琳在崗位上已經15年了，“涉及到不同專科就要不斷變換思維，大家經常加班到7、8點，也無暇對自己感興趣的領域進行鉆研。”如今，交大醫學院病理中心律先在國內進行分設亞專科的實踐，現有消化、胸部、頭頸、婦科及乳腺、泌尿及男生殖、淋巴造血及軟組織與骨、分子病理共6個亞專科。被袁琳稱之為“奢侈”的愿望成了平常事。重拾了博士期間對大腸癌分子分型的研究，她精專于消化領域的病理分析，工作量不減反增，但加班變少、工作積極性也更大了。

    陳國強毫不掩飾自己對病理中心現有模式發展的信心，“醫院的病理科與醫學院的病理教研室合二為一，各取所長，這是符合學科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解決了醫院本身“吃不飽”的問題后，改革推行者們對病理中心又寄予了更高期望：一艘可帶領全國病理學科發展的“航母”.“未來3至5年內，我們希望它可以從一個單位的病理平臺變成一個區域的病理平臺，起到示范、引領、推廣作用，輻射服務全市范圍內的病理診斷需求。”王興鵬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