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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一年高考招生季，浙江大學醫學院的“巴德年班”再次成為焦點，也引發不少爭議。這個班據稱是“浙江最難考的一個班”,每年招生分數穩居浙大榜首，學生需一口氣讀滿8年，然后直接拿博士學位，而且入學前4年不學醫！這種培養模式在國內教育界實屬罕見，和美***式相似。

    在少年時期接觸到某樣東西并且立刻為之沉迷的人是幸運的，而將“天賦”、“愛好”與“職業”結合在一起，將是一種完美的人生選擇。所以，本科應以天賦和喜好作為最重要考慮因素，而“職業”可留到研究生階段再考慮。在你自認為還未找到自己的興趣愛好之前，對新的事物保持好奇，不斷嘗試。并且不是淺嘗輒止，而是進行一些較為深入并直接的接觸，尤其是對于那些本科生。

    實際上，我國高等教育一直混同了“通識教育”與“職業教育”.通識教育是東西方文化演化的產物，反映了人類文明傳承的普遍要求。其源頭，在中國可溯至先秦時期的“六藝”教育，后演化為經學教育和書院教育；在西方則溯至古希臘羅馬的教育和中世紀的“七藝”教育。好的通識教育，在文化選擇上，必然認同和賡續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

    早在百年前，留學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郭秉文就提出，判斷不同國家教育制度的優劣，不依賴于預設的條件，而依賴于其制度適應各自國情的程度。因為問題不在于哪一種教育制度更好，而在于教育制度更適應其社會和政治的環境。若以公正、適當的眼光考察，中國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譽。要回答“何種教育制度能培養最善良之公民”,必須厘清不同國家“最善良之公民”的含義。就中國而言，保持自己的優良教育傳統更為合適。因為任何一國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須適合本國的需要。他還指出，熱衷學習西方，應避免過于強調西方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視我國人民生活的動機。因為民族文化的差異，對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證對中國人也是最好的。以西方教育之長，與我國數千年教育歷史所證明適宜者相結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郭秉文認為，經學教育“養成中國人某些優良和穩定的品質”,其合理內核值得發揚光大。

    郭秉文指出：“今日中國教育變革的精神與數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教育精神并無不同，就是說，仍保持對學習的高度尊敬。其變化不在好學的本質，而在學習的特征。過去崇尚古代經典的文學及倫理，而今則擴展到西方科學的實驗與致用，因為它清楚地意識到，借此可實現新國民和愛國的理念。”

    “通識教育”這個稱謂的提出，在學術越來越專門化，教育設計越來越狹窄之后才有意義。它的目的與其說是取代專業教育，不如說是平衡專業教育。好的通識教育，應是開放、包容的教育，在教育內容上，通貫古今中外，涵蓋人文、社會和自然眾多學科領域的知識。

    顯然，醫學教育是一種典型的“職業教育”.學科既是學術的分類，也是教學的科目，它構成現代高等教育培養專門人才的基礎。另一方面，學科的劃分又具有相對性和人為性，創新人才的培養，并不是單一的專業教育所能實現的。目前很多高中生還不能理解，選擇“職業”實際上是在選擇自己未來的“生活方式”.所以，“巴德年班”的積極意義在于本科階段不因“醫學專業”而限定學生們的視野，給予“通識教育”的視野，幫助學生在進一步深造時明確自己的意愿，助其找到“真實的自我”,找到屬于自己的“人生幸福”和“夢想”.這種培養方式比傳統培養方式對學生更“人性化”,是一種更具可持續發展潛力的培養方式。

    一般說來，創新人才是指具有寬廣的知識基礎與文化視野，“通”、“專”結合，富有***人格和強烈社會責任意識的人才。創新人才的培養，需要以通識教育為基礎，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結合，提供適宜的教育環境。20世紀30年代，梅貽琦校長提出清華大學的課程主張：“學問范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我們對于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于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任鴻雋認為，科學在教育上的價值，“不在于物質上之智識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與心能之訓練”;“以此心能求學，而學術乃有進步之望。以此心能處世，而社會乃立穩固之基”.

    實際上，人文素質的培養是貫穿人一生的，大學之前的人文素質基礎尤為重要。而遴選出最適合做醫生的學生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改變“一卷定乾坤”這種完全憑分數錄取的現狀。醫學的本質在于幫助患者解決問題，而這個問題不一定是生理方面的，還可能是心理、社會方面的問題。

    遴選適合成為醫生的學生，對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思維模式的考察，遠比其知識和技能的考察更重要，而這往往是我們所忽略的。

    當然，世事艱辛，僅有一腔熱血也是行不通的，還需配之以勇氣、耐心、韌性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