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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醫患之間發生信任危機，醫生動不動就被無端揣測。其實，醫患信任危機僅僅是整個社會信任體系的一個小小的層面。信任是相互的，如果每個人都抱著懷疑，而不是接納的眼光對待他人，那么信任就無從建起。信任不僅是醫患之間的事，而且是人與人之間的事。

    關于信任問題，有位醫生講述了一個故事。

    有一天早上上班路上，看前面的身影很像過去的一個同事——醫院合并后，成了大醫院，大家散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很難遇到彼此，都快成陌生人了。可是看他走路的樣子，一跛一跛，好像腿有殘疾似的，又不像。我緊趕幾步，攆上他，果然是同事。

    我驚奇地問他怎么了。他一拍肚子，說：“還不是這一身肉害的，體重超標，膝關節背不住了，疼得要命，更別說上樓下樓了，簡直要爬行。找骨科醫生看了，說是半月板損傷，遭孽啊，天天跛著腿來上班。”

    一年前，我因為外傷造成半月板損傷，碎了塊軟骨。當時我不知道，只是膝蓋痛，走路好好的膝蓋會突然劇痛，讓人只能停在原地，不能動，過一會兒又會緩解。疼痛當然是可怕的，關鍵是時刻擔心疼痛來臨的那種恐懼感，讓我坐立不安。我去找了骨科醫生，醫生告訴我那種疼痛叫絞鎖，建議做關節鏡檢查，說可以解決。我一聽有辦法解決，什么都沒想，當即辦了住院，做了關節鏡檢查，醫生取出那塊軟骨，我膝蓋的疼痛隨即消失了。

    所以，我一聽他說膝蓋疼痛難忍，立刻建議他做關節鏡檢查，拿自己現身說法，顯示治療的效果。他半信半疑，說：“骨科醫生也是說要做關節鏡檢查，可我想啊，咱們醫院做關節鏡技術才幾年，我怕被他們練了手，萬一做殘疾了怎么辦？我還這么個歲數，現在就穿刺做檢查了，過兩年還不得換人工關節？再說，你也知道，各個科室都抓經濟效益，難說他們不是為了經濟效益拉我做，說不定你也是被忽悠了呢？”

    我心理有些不樂意了。我是個光明磊落的人，我也同樣想我的同行們，我感謝我的骨科醫生解除了我的痛苦，也許，他是拿我練了手，他是通過我的住院給科室創造了經濟效益，但他的出發點絕不是因為這些，而是要給我解決問題。我暗想，肯定你是這樣的人，你才會這樣想別人，等到你的膝蓋再怎么治都效果不好時，你又會說是骨科醫生耽誤了你。

    到科室，義憤填膺地講給另一個同事聽。誰知，他若有所思地說：“人生了病啊，是要考慮多一點才是，不能別人說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服氣，說：“雖然我們都是醫生，可一樣隔專業如隔山，不是自己專業的疾病，我們也不懂啊。不聽專業醫生的聽誰的？”他搖著頭說：“還是謹慎點好。”.

    我不禁想，難怪有的人一天到晚找醫生的碴，連醫生自身都懷疑其他醫生的診療，很多疾病本身引發的問題，最后都演變為人身攻擊。

    曾有患者家屬說在監護病房沒有家人陪護怕醫護會怠慢她家人，我反問她，難道你對待工作都是馬馬虎虎的嗎？你不是認真工作，好好完成每件事情的嗎？我們跟你一樣都是普通人，我們的工作面對的是一個個生命，比你們會更用心，除非你敷衍自己的工作，否則，你怎么能懷疑我們不認真工作呢？

    信任不僅是醫患之間的事，而且是人與人之間的事。而個人之間的信任又受到社會信任的影響。在**，貨幣化對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形成沖擊，而我國沒有宗教力量作為后盾的情況下，國家更應該加強司法體系和社會組織參與監管，保證權益義務的公平公正，重建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