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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篇來自臨床一線醫生的工作日記，日記中講述了最近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兩件事。這些事，用作者的話說，在寒流來襲的冬季，帶給了自己綿長的溫暖和感動，鼓舞了自己的心靈。也許日記中所描述的患者身上，有我們中許多人的縮影；也許醫生所抒發的內心獨白，解答了曾縈繞在我們心頭的疑問。

    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我們將原文刊登出來，與讀者分享這些故事；而在另外一個層面，也想打開一個通道，讓醫患雙方感知對方的內心世界，共建互信橋梁。

   

    人物簡介

    董勝利，男，外科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就職于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兼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醫務處質控辦主任、山西省醫學會外科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山西省醫師協會外科醫師分會委員。擅長肝膽手術、規范化胃腸及結直腸腫瘤根治手術、各類疝氣手術以及急危重癥患者的救治。

    最近連著幾天，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郭先生，多次來醫院表達感謝。在我出門診、下手術的時候，時常能碰見他。我說，“老人家，謝謝你，天氣不好，你不用來了。”可是他說，是醫生救了他母親的命。作為兒子，總要想方設法來報答。

    這件事是在今年7月份發生的，對我而言，同樣印象深刻。今年7月份的一天，一名82歲的老人因心口疼痛被送到醫院心內科。在入院第三天，老人家被診斷為急性膽囊炎和急性化膿性膽管炎，病情危重。當天中午時分，老人高燒40度，全身發黃，神志模糊，彌留之際，她示意兒女們來到身邊，緊緊抓住他們的手不放。病床前，兒女們眼含淚水，無助地望著忙碌的醫生。他們知道，老人高齡，心臟不好，長期吃藥，又得了這么重的病，可能真的到了生離死別的時候了。

    臨近下班時分，我接到了心內科的會診通知。“快不行了。”這是我見到老人的判斷。但從業20年，一種強烈的臨床直覺又立刻喚醒了我：如果抓緊時間動手術，應該還有一線生機！轉念一想，老人畢竟已經八十多歲了，坦白一點兒說，一支手術中的麻藥都可能要了她的命。如果真的出現了這種情況，醫生自己的挫敗感就不提了。在現在的醫療背景下，老人在手術后死了，兒女即便不和你拼命，也很可能大鬧醫院，索要巨額賠款。我當時的一種選擇是，坦然地給家屬交代：沒有手術機會了，還是準備后事吧，然后脫下白大褂，正常下班回家。在那種情況下，放棄治療對老人來說可能不是最好的選擇，但對于手術醫生來說，肯定是最安全的選擇。

    無論外界信還是不信，醫生確實是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在轉瞬即逝的生命面前，這種奇妙的使命感會化作一種能量，督促我遵循自己的本心。我下意識地說：“如果馬上手術的話，可能還有一線生機！”正在床邊哭泣的家屬突然眼前一亮。

    我記得那位郭先生當時站起來跟我說：“救命之恩，容當后報；即便救不了命，我們也無憾了！”由于不放心，我自己推著病人進了手術間。我這個人有點小迷信：我自己將你推進去，我就要盡力將你安全地推出來。

    當天晚上6點，在這個城市的大多數人都下班回家的時候，我和同事們并肩戰斗在手術臺上。手術還算順利，但接下來，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老人術后麻醉遲遲不清醒！當晚，我沒有回家，我們將老人送進了重癥監護病房。

    在病房的樓道外，家屬們靜靜地等候在那里。也許是聽說過太多醫鬧，家屬們的表現讓我動容，除了感謝我們的搶救，沒有一點猜疑，沒有一句質問。這種信任反而更讓我心生愧疚，如果當初不選擇手術，也許老人還可以靠儀器維持一半天，起碼來得及跟家人道別。但是現在，如果不出現轉機，老人可能要默默地離開了。

    也許是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也許是幸運之神的眷顧，終于，在術后的第二天早晨，在我處于沮喪的邊緣時，老人睜開了眼睛。緊接著，她的心律逐漸平穩，體溫正常，全身黃疸慢慢消退，病情好轉。在重癥病房監護了幾天后，老人病情平穩，住進了普通病房。半個月后，老人康復出院了。

    這些天，郭先生頻繁來醫院感謝，每次見到他，我都在想，其實我們醫護人員又何嘗不是這件事的受益者？我們的心理同樣有感謝：家屬給了我們最珍貴的勇氣和信任！正是家屬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讓醫生們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名譽與病人的生死綁定到一起，專心投入到救治中去。也正是因為醫患之間完全的信任，才最終攜手化解了診療過程中的一個個危機，為老人爭取到了生的希望。

    我從來不把患者看做上帝。患者來醫院看病，尋求醫生的幫助，不是來醫院吃飯、住宿、買東西的。我一直認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患者和醫生。因為好朋友可以在關鍵時刻借給你錢，但醫生可以在關鍵時刻救你的命。因為把對方看做朋友，患者康復后每一絲笑容都是對我最大的肯定和獎賞，這種成就感是任何東西都換不來的。

    很多時候，我把患者看做自己的“孩子”.無論老幼，他們期望的眼神，單純的表情，讓我感覺我就是他們的保護神。每次查房，當看到“孩子們”或會心微笑，或安然入睡，我才能放心離去。當“孩子們”病情突然加重、甚至生命垂危時，我會第一時間出現在他們面前，我要讓“孩子們”看到我，和我一起努力渡過難關。雖然努力常常面對的是失敗和無奈，但“孩子們”看到我的真心付出和陪伴，他們會少一些無助和恐懼。

    醫患溝通不是簡單的文字和語言的對白，也不是簽字畫押，而是心靈深處的交流，醫生和患者之間必須共同協作，互相理解，在治療過程中不斷完善甚至修正方案，才能讓患者得到最好、最合適的治療。醫生也是普通人，也有疲憊和抱怨的時候。但是我發現，當你不圖回報，放下金錢和名譽，真心實意為患者考慮的時候，往往會收獲意想不到的報答。

    記得兩年前，我曾接診過一名39歲的胃癌患者。他來自呂梁山區，家境貧困，有3個孩子，自己是家里的頂梁柱，手術是他唯一的希望。在術前與病人的交流中，我心理就有了數：只有一次手術機會，因為除了這次手術費用，他很難再籌到做其它治療的錢了。我為他做了擴大的胃癌根治術，腫瘤切除得很徹底，患者感覺很滿意。

    但手術一周后，患者出現了腸粘連并發癥，吃飯后腹脹、嘔吐，只能繼續住院治療。經過二十多天的治療，患者恢復了正常飲食。正當我為他的康復欣喜時，他卻說：“董大夫，你為我做了手術我很感激你，但你讓我多住了這么長時間的醫院，多花了的這些錢，我不能接受。”當時，我對患者的不理解感到委屈甚至憤怒。

    這件事最后鬧到了醫院，通過醫療調解委員會，考慮到患者的特殊情況，醫院給予了他適當的補償。盡管我對患者的行為感到失望，但還是反復叮囑他：“你的病情復雜，必須半年復查一次，要定期觀察手術效果。”

    如今三年多過去了，患者看到身邊其他病友相繼離世，而自己卻健康強壯。今年11月中旬的一天，他冒著寒風，坐長途汽車來太原，跑到門診找到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說：“董大夫，我以前對不起你，我感謝你。”我被患者遲來的感謝震動了。

    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現在的醫患關系多數是劍拔弩張，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一方面，患者經常質疑醫生的醫療措施是不是摻雜了自己的私利，只要有了不好的預后，不管醫生是否有違診療規范，都要討個說法，甚至訴諸于暴力，以至于殺醫血案頻現。另一方面，醫生為了盡量減少漏診誤診，多做檢查，不敢采取有效、對患者有利但可能要冒一點風險的措施，或者不想承擔責任，干脆讓患者自行選擇治療方案。這是一種畸形的極端危險的境況，結局只能是兩敗俱傷。

    醫學發展到今天，有了許多進步，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病癥本身千奇百怪，在不同人身上，不同階段，都可能有不同表現。我們人類對自己的身體還有太多的未知，對很多疾病的認識還不充分。我不能代表所有的醫生，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沒有一個醫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出現問題甚至死亡。大多數時候，醫生和患者的目標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戰勝疾病，患者得到了康復的喜悅，醫生也享受了治病救人的快樂。

    在山西普外科學界，元老級的人物——紀哲主任曾在我們科室流傳下來個傳統：醫生給病人熬粥。記得我剛從業時，帶我入門的一位老主任曾對**們說，“試著將十分之一的親情用在患者身上，結果會大不相同。”我很慶幸，我謹記前輩們的教誨，播下了一分耕耘，收獲了更多感動。（記者王芳整理）

     日記摘錄

    ●由于不放心，我自己推著病人進了手術間。我這個人有點小迷信：我自己將你推進去，我就要盡力將你安全地推出來。

    ●正是家屬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讓醫生們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名譽與病人的生死綁定到一起，專心投入到救治中去。

    ●我一直認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患者和醫生。因為好朋友可以在關鍵時刻借給你錢，但醫生可以在關鍵時刻救你的命。

    ●我發現，當你不圖回報，放下金錢和名譽，真心實意為患者考慮的時候，往往會收獲意想不到的報答。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醫生，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沒有一個醫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出現問題甚至死亡。大多數時候，醫生和患者的目標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戰勝疾病，患者得到了康復的喜悅，醫生也享受了治病救人的快樂。

    （山西新聞網山西晚報《一個臨床醫生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