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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副院長陳海泉的門診室，來了一位外國同行——美國腫瘤專家哈羅德·布倫納教授。他想看看中國同行的診療方式——

    下午尚未開診，胸外科排隊的患者已擠滿走廊。陳海泉一出現，患者立馬圍上去，不少還由家屬陪伴。布倫納驚訝，“我從未見過如此多的患者。”第一位患者的咨詢問題醫生才答了三五個，第二位患者已在診室外翹首以盼…… “每名專家一下午起碼接診40人，用在每名患者身上的問診時間只有5分鐘。要知道，在美國我一個下午只看兩到三名預約患者，每人起碼問診1小時。”布倫納說。

    三四個小時，患者走馬燈，醫生卻幾乎沒離座。“我的中國同行壓力很大，沒時間喝水、上廁所，嘴巴則要一刻不停地重復解釋。”給布倫納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患者問題特別多。從什么是腫瘤，該手術還是化療，哪種化療方法最好，藥物有何副作用，如何護理，家人會不會也得病……患者們總有諸多疑惑，可時間不允許他們一一問下去。在“蹲點”門診的半個月里，布倫納沒少見到嘟嘟囔囔離開診室的患者與家人。

    “患者有權利知曉一切。如果溝通需求沒有被滿足，患者情緒不好，醫患關系就不會好。”但布倫納也覺得詫異，“許多患者問的都是常識性問題，為何要排長隊掛專家號呢？”

    在這位洋大夫眼里，專家應與普通醫生有別。在美國，找到專家的患者一般所有試驗檢查都已完畢，專家只是為治療方案作最后定奪。對疾病的認識、護理知識等，則一并由家庭醫生完成。反觀中國，專家本就不多，將大量時間耗在重復解釋上，患者沒滿意，專家負擔也更重了。

    曾到過全球多個國家的布倫納指出，“醫生為看更多患者，必須縮短平均問診時間；患者則希望醫生對自己的問診時間長一點。矛盾看似難以調和，其實卻存在醫療資源合理配置的問題。”

    布倫納開出三劑“藥方”：家庭醫生的配備必須充足，賦予他們更多干預和治療患者的權力；醫患溝通時間需要充分保障；培養更多醫生力量。“以腫瘤患者來說，一些基礎疾病知識和簡單檢測，完全可由家庭醫生來承擔，疑難雜癥再轉診至專家處。”他說，“合理設置梯級問診制度，確保醫患雙方有時間去溝通。這樣，不同病情的患者都能得到充分解釋；患者滿意了，醫患關系也會變好。到時，我的中國同行日子也會好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