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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深圳市公布了救護車“無憂避讓”制度實施一年多以來的情況。自去年6月以來，深圳共查處未依法避讓的違法行為532宗，記錄主動避讓的車輛2500余輛，7個區域救護車平均到達時間有了不同程度縮短，為搶救生命贏取了寶貴時間。不過，未依法避讓救護車的違法行為高達532宗，也表明救護車“無憂避讓”，尚未形成一種社會共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警車、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搶險車執行緊急任務時，可以使用警報器、標志燈具；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駛路線、行駛方向、行駛速度和信號燈的限制，其他車輛和行人應當讓行。但如何理解“應當讓行”中的“應當”，經常見仁見智。一些車主認為“應當”僅僅是道德領域的事情，不避讓不過是良心受點譴責，離受處罰還“八竿子打不著”。可實際上，法律上的“應當”業已包括“必須”的概念，因此，如何落實成文法則成為了一種考驗。

    法律上使用的“應當”是一種規范命令，命令包括“必須”，它通常表示一種法定的責任。即使不使用“必須”一詞，這一法律條文照常表達了這種對當事人的明確要求，是強制性規定，違反這一規定則會受到法律的相應制裁。如果法律條文以“應當”的方式要求當事人作為某種義務，當事人違反義務時則可能受到權利人或公權力的追訴。法律條文上的“應當”還意味著對公民的授權，公民由此獲得了法律支持的正當權利。從這兩點來看，“應當讓行”是法律強制要求。相反，法律條文上的“可以”則是選擇性的權利，可以為可以不為。

    與“應當讓行”相匹配的罰則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它是強制要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現行《機動車駕駛證使用和申領規定》和2013年元旦將開始實施的新規定中，都對“駕駛機動車不按規定讓行”的違法行為作出了相應規定。

    2014年5月，深圳市交警局率先探索，協同急救中心建立了“無憂避讓”制度，開展了對不依法避讓執行緊急任務救護車違法行為的整治行動，同時對因避讓而違法的車輛采取免罰制度。制度實施以后，深圳社會車輛對執勤救護車主動避讓率明顯提升，可見效果頗佳。

    其實，在歐洲，“給救護車讓道”早已成為一種慣例。其中，最典型的國家就是以高速不限速著稱的德國。一邊是高速大多不限速，一邊是嚴格按照規矩行車，遇到救護車立即讓道。德國司機考***前，第一關就是學會通過鳴笛聲音傳來的方向避讓救護車，以及認識避讓救護車的特定通道。而救護車在德國是享有特殊路權的，一旦鳴響警笛，在道路上其他車輛就必須避讓，否則發生交通事故，救護車是免責的。“給救護車讓道”不僅體現在對救護車路權的保護上，也體現在對其他車輛的懲罰上。早在1982年，德國就成為全球首個“給救護車讓道”立法的國家，強制要求所有車輛為救護車讓道，影響嚴重的，將承擔高額罰款乃至被檢察機關調查，處以刑罰。德國人良好的行車習慣也就因此而逐漸養成。

    在美國，遇到急救車，司機會立即將車輛減速并停至道路右側，直至緊急車輛通過后，再依次重新回到主路上來；在一條沒有明確畫線的道路上，無論行駛方向如何，必須為緊急車輛讓路；當你接近一輛停住的緊急車輛時，你必須根據路況變線行駛，如果無法變線或不安全時，你必須小心通過停住的緊急車輛。所有違反上述法規者都可能在法庭遭吊銷***和扣除分數的懲罰。

    道德約束是一種軟約束，法律約束才是硬約束。“給救護車讓道”若局限于道德領域的伸張，則難以規避“人性的弱點”，只有變成硬約束，才能更好形成遵守道路權的交通共識。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思想家史懷哲說：“只有我們擁有對生命的敬畏之心時，世界才會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他無限的生機。”敬畏生命，不應只限于生死關頭，而要讓每一個生命過程有安全感、幸福感和尊嚴感，只有當對生命的敬畏變成一種常識時，規則才不至于形同虛設。“為急救車讓道，就是為生命讓道！”這應當成為常識，內化為自覺行動。

    救護車“無憂避讓”，應成為“無憂暢行”。首先，應借鑒深圳做法，在全國啟動救護車“無憂避讓”免罰系統，為救護車“保駕護航”。同時，制定具體的管理細則，提高“不避讓救護車”的違法成本。當然，處罰僅是一種懲戒手段，關鍵還是市民要自覺遵守交通安全法規，不占生命通道，主動為救護車“讓道”。

    立法“給救護車讓道”，懲治不讓道者，久而久之，養成習慣，自然是對國民交通素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