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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學速提高了我們對于癲癇的認識，但其臨床應用尚處于起步階段，癲癇性腦病是其主要靶標。“Epi4K與癲癇表型組/基因組計劃”對264名癲癇性腦病患者（149名嬰兒痙攣患者，115名Lennox-Gastaut綜合征患者）及其父母，進行了全外顯子組測序。調查發現329名患者基因為新生突變，其中72%為錯義，7.5%推定為功能缺失。四名患者出現GABRB3新生突變，兩名患者出現ALG13突變；這些突變顯示了與癲癇性腦病的明顯聯系。在這一組群的新生突變的基因還包括CACNA1A, CHD2, FLNA, GABRA1, GRIN1, GRIN2B, HNRNPU, IQSEC2, MTOR和NEDD4L。蛋白質網絡連接地圖顯示，這個隊列里的新生突變聚集在特定基因組群上，包括脆性X染色體蛋白調節的基因。該研究鑒定了新基因并證實了嬰兒痙攣和Lennox-Gastaut綜合征顯著的遺傳異質性。重要的是，該研究旨在提供關于癲癇性腦病的特定基因突變的表型組范圍的信息，這對于鑒別出患者體中有關基因的異常情況非常重要。

    在電路水平大規模的動態分析，對于理解在正常動物的分子或細胞水平進行破壞如何產生癲癇是非常關鍵的。Paz和同事們表示，在卒中后癲癇的大鼠模型中，增加輸入膜電阻和改變超極化激活環核苷酸門控離子通道的表達，能使直接連接到受損軀體感覺皮質的特殊丘腦神經元表現出異常興奮。該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遠離主受損組織的結構通過遠程突出物相連，能夠參與異常大腦活動，例如癲癇。該研究結果強調癲癇網絡的重要性，并為神經調節治療難治性癲癇提供支持性證據。

    轉化研究的發展持續到了2013年。癲癇患者大腦中的多藥轉運體P-糖蛋白的過度表達被提議作為耐藥性的主要機制。然而，其臨床相關性受到質疑，主要因為耐藥癲癇患者P-糖蛋白表達直接可視化非常困難。Feldman和他的同事在PET研究中利用（R）-[11C]維拉帕米提供了顳葉癲癇（TLE）患者P-糖蛋白過度表達與耐藥相關的第一個人體內證據。耐藥性與P-糖蛋白過度表達之間是否是因果關系還不清楚，但是該研究已經為未來癲癇患者的耐藥性轉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方法。

    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是復合型結節性硬化病（TSC）發病機制的大規模信號傳導通路上的一部分，在后天性癲癇中也是一個重要的癲癇治療靶點。Kreuger和他的同事對20名由于復合型結節性硬化病而患有難治性癲癇的患者進行了一項前瞻性，多中心，開放標記，依維莫司2/3期臨床試驗。這項研究提供了控制復合型結節性硬化病患者癲癇發作的mTOR抑制劑作用的第一個令人信服的研究，并將為未來大規模的臨床試驗鋪平道路。除了復合型結節性硬化病及其相關的遺傳性癲癇，mTOR抑制劑的臨床應用有望走的更遠，包括各種后天性癲癇綜合征。

    癲癇患者的過早死亡率比一般人群高，至少部分歸因于癲癇直接死亡及其潛在的致死原因。然而，來自瑞典的一項長期隨訪人群研究的結果表明，精神病合并癥在這一死亡率中占很大比例。癲癇患者的過早死亡率為8.8%,比一般人群的高得多（0.7%;調整比值比[aOR]為11.1）。外因占過早死亡率的15.8%,具有較高占比的是非交通事故（aOR5.5）和**（aOR3.7）。死于外部原因的人群中，75.2%的人共患精神疾病，與個人患有抑郁癥（aOR13.0）和物質誤用（aOR22.4）有很大關系。該研究強調共患精神病對癲癇患者過早死亡有很大的影響，這是可以靶向預防這些患者過早死亡的可管理因素。精神疾病被確定為癲癇患者醫療棘手和生活質量差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且他們的不利因素現在已經擴大到過早死亡。相比于一般人群（2.9%），癲癇患者物質誤用的高發生率（11.5%）與過早死亡高風險之間的聯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并需進一步調查。

    2013年癲癇研究的特點是采用新技術和精心設計的實驗模型，這在試驗和臨床調查中進一步促使我們接近目標導向的概念。我們希望在未來幾年里看到難治性癲癇突破治療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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