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器官捐獻難在何處？
總結我國器官短缺的原因，大概有如下三點：移植技術成熟，求遠大于供；現有捐獻概念框架不能適應現實需要；我國目前尚缺乏腦死亡標準，也沒有腦死亡立法，大大降低了器官的可利用率。
4月初，中國紅十字會下設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運作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網站正式開通。而就在半個月前，國家衛計委剛剛推出中國首個器官捐獻志愿者登記網站“施予受”.
兩家器官捐獻登記平臺的先后上線意味著，中國不僅結束了長期以來公民身后捐獻器官“捐贈無門”的困境，還在短時間內建立了兩個公民隨時可以在線登記個人身后捐獻器官志愿的網絡平臺。
平臺的上線，要用多長時間才能緩解我國捐獻器官源匱乏的現狀，仍待時日的檢驗。
但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教授翟曉梅認為，這是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對人體器官捐獻體系、人體器官獲取和分配體系、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服務體系、人體器官移植術后登記體系、人體器官移植監管體系進行統一協調和指導，為解決我國器官短缺而建立社會配套措施邁出的重要一步。
傳統觀念制約？
身后要留完整尸體的理念已經不再是多數潛在捐獻者的文化障礙因素。
據統計，我國每年約有30萬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僅約1萬人能獲得救命的器官完成移植，重獲新生。其中的關鍵原因，是可供移植的器官來源匱乏。
“目前中國器官移植技術已趨成熟，臨床肝移植、腎移植等大器官移植水平已與國際水平接近。”江蘇省肺移植中心主任、無錫人民醫院胸外科主任陳靜瑜介紹說，提高全民對遺體器官捐獻的認識，制定相應的法規，加快建立器官捐獻體系是當務之急。
隨著醫療保障程度的不斷提高和移植技術的進步，對器官移植的醫療需求不斷增加，器官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制約我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的因素有很多，人們曾經認為傳統觀念會在某些時候構成隱性障礙。
“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發現，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不乏支持幫助他人、救人的思想和觀念，而社會正能量的傳遞、互相幫助的精神風貌在年輕一代人的身上更加突出。”翟曉梅表示。
還有些實證研究證明，身后要留完整尸體的理念已經不再是多數潛在捐獻者的文化障礙因素。而缺乏社會配套體系則成為影響器官捐獻的最重要因素，這一體系包括了捐獻平臺的建立、公開公正的分配體系等制度的建立。
須與腦死亡判斷脫鉤
器官移植醫師與腦死亡判斷脫鉤的做法對“死者家屬同意捐”有積極的影響。
隨著生命維持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呼吸機的使用，人們對死亡標準開始重新思考。器官移植技術的成熟與尸體器官的短缺，大大加劇了人們對腦死亡標準確立的迫切需求。
“但公眾對腦死亡概念的認識還有很多誤區，學術界的討論尚待深入。”翟曉梅補充道，這使得尸體器官來源受到很大限制，大量器官被浪費。
在傳統上，心、腦、肺三個器官是生命的三個核心器官，其中任何一個器官的死亡都必然會導致其他器官的迅速死亡，最終導致人的全身死亡。
但是，由于醫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呼吸機的使用，一個人在腦部受損后，依靠ICU的機械裝置仍然能夠支持心臟功能，維持其軀體的生物活性，這樣就把腦功能與心肺功能間密切的聯系分離開，把腦死亡與整個機體死亡的必然聯系切斷了，也使人們產生了極大困惑。
因此，翟曉梅認為，死亡是醫學判斷的事實。如果仍然把心肺功能的不可逆停止作為死亡標準是不夠充分的，也是不合適的。“在這個意義上，腦死亡標準能夠為人們提供一個更充分的死亡標準，腦死亡就等于人體死亡。”
但在現代醫療條件下，與器官移植技術發展的進步條件不同，腦死亡概念的提出是現代生命支持技術發展的結果。
“需要注意的是腦死亡標準的確立客觀上有利于器官移植，但有利于器官移植并不是腦死亡作為死亡判斷的理由。這就是為什么進行腦死亡判斷的醫生應該是神經科學專業人員，而不是器官移植專業的醫生。”翟曉梅解釋說。
器官捐獻在無錫人民醫院有一整套的流程。“床位醫生知道某位病人已經腦死亡后，會先跟病人家屬談話，詢問愿不愿意做器官捐獻。如果家屬同意，接下來器官捐獻協調員就會與紅十字會聯系。由紅十字會派出鑒定腦死亡的三個專家來鑒定病人是否已經腦死亡，確定是腦死亡以后才可以進一步做器官捐獻。”陳靜瑜說，“判斷腦死亡的過程與移植醫院沒有任何關系。”
“的確，很多國家的器官移植實踐證明，器官移植醫師與腦死亡判斷脫鉤的做法對‘死者家屬同意捐’有積極的影響。”翟曉梅解釋說。
分配要透明公正
希望捐獻透明，真正做到捐給急需的人，讓生命延續……
在自愿捐獻器官網站填寫信息表達捐獻意愿，只是整個捐獻流程的初始環節。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這一初始環節的是潛在捐獻者的長遠顧慮：我的器官會給誰，誰來把關器官捐獻的分配？
去年2月，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正式啟用。系統設計了完善的評分體系，內置了大量參數，輸入供體器官數據，系統會自動生成最合適的受體對象。
“這個系統中的信息應嚴格按照醫學標準對患者疾病的嚴重程度進行排位，而這些排位必須有案可查。”翟曉梅認為，公平、公正、透明的分配制度，會激發很多人捐獻的自愿性。
上海器官移植學會主任委員彭志海介紹，當地的肝臟分配就主要根據等待移植病人的病情嚴重程度以及地域就近原則，腎臟分配則要結合配型情況。“此外還設定了兒童優先、捐獻者直系家屬優先等原則，從而保證了器官分配的公平合理”.
而在搜狐網站“你愿意身后捐獻自己的器官嗎？”的網絡調查中，886人支持“一次捐獻也許可以拯救若干生命甚至扭轉若干家庭的命運，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但有1337名反對者認為：“中國的器官分配機制太亂，誰知道我的器官會不會成為權、錢的*品？”但更多人表達了中立的觀點：希望捐獻透明，真正做到捐給急需的人，讓生命延續……
“目前衛生體制仍存在某些方面的不公平性，這使得器官分配體系的公平性爭論更為激烈和尖銳。”翟曉梅認為，這些都是需要在醫療事業發展中考慮的問題，“但要充分肯定的是，器官捐獻平臺的建立是整個捐獻流程完善的開端，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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