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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在《大國醫改》中言語犀利的人，在真實生活中卻語速很慢，聲音很小。有時，要想上大半天才能擠出一句話。但如果說到開心的事，他眼睛瞇起來，頭偏向一側，咧嘴笑著，帶著股孩子般的天真。

    朱 幼棣曾經在新華社的同事吳曉波，如今已經是著名的財經作家。他還記得，每當朋友們圍在一起縱論天下時，“老朱總是笑瞇瞇地躲在一旁”，直到**將盡，有人 提議，“聽聽老朱的”，他才開口。在吳曉波看來，“老朱”可是個士大夫式的傳統知識分子，是“公認的全才”。

    即便是“全才”， 這也是段相當艱苦的寫作歷程。“涉及的領域太多，要研究的東西也太多。”以他“每說話前總要認真地想清楚”的性格，他一度覺得寫得“神魂顛倒”，“夜里寫 作，白天總是迷迷糊糊的”。本以為15萬字就能打住，但最終卻寫出了近40萬字，以至于出版時間也向后推遲了一年。

    不過，正如同可以預料的那樣，僅僅出版后一個月，這本首印5萬冊的書就消瘦一空，加印了三次還不夠。據說，就連衛生行業的某出版社向職工推薦書時，也推薦了《大國醫改》。

    如今，這個幾乎親眼見證了30年**的觀察者依然相信，牽涉到絕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醫療體制改革，和這個國家過去所經歷過的變革一樣，“是一次艱難的利益格局的調整”。他甚至擔心，“沒有超越部門、超越行業的東西，只讓幾個部門自己進行，恐怕做不成。”

    他曾經見證過計劃經濟的尾巴。至今，這個前記者仍保留著一本泛黃的采訪本，上面記錄著80年代中期**人的講話。那時還很年輕的朱幼棣發現，當時“連一年要生產布鞋多少雙，鐵釘多少噸，都要由中央開會討論，計劃經濟已經到了什么樣的地步啊！”

    改革很快就發生了，在那些即將被壓縮的部委里，朱幼棣不止一次聽到部長們的嘆息：“我成了最后一任部長，該怎么向這個行業的幾百萬職工交代啊？”

    “改革不可能風平浪靜，不觸犯任何人的利益。醫改也是一樣。”朱幼棣說。在他看來，改革必須“管辦分離”，只有管辦分開，原有的部屬企業和民營企業一起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它們才可能發展起來。”

    但讓他感到悲哀的是，回到醫改問題，這個看來并不復雜的思路，卻總是無法推行。因為在這個行業里，總有人以醫療的“公益性”為由，反對放開市場。

    “公立醫院壟斷了85%的醫療資源，管辦不分，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就沒法推行，原有的問題還會一直存在。”他皺著眉頭說。

    事實上，朱幼棣打心眼兒里并不喜歡這個讓他陷入輿論漩渦的醫改話題，“特別累”。如果話題轉到他喜歡的地理、歷史、珠寶鑒定，甚至佛教流派，那藏在厚厚鏡片后面的眼睛就會放出光彩，話也立刻多起來。

    可眼下，他從這場正在進行的醫改上，并沒有看到太多希望。想要達到他心目中“窮人看得起病，富人看得好病”的目標，“還離得很遠”。他甚至悲觀地覺得，如果不按照“四個分開”的思路走下去，“沒戲！”

    其實，這些醫療亂象和朱幼棣本人似乎沒什么關系，他如今“拿著醫保藍本兒”，享受國家給予的醫藥費全額報銷福利。但他從沒有忘記，在他上個世紀70年***入大學以前，他曾經只是一個普通的礦工，品嘗過社會最底層的艱辛，“有什么說什么，這是我們礦工的秉性。”

    更何況，在朱幼棣看來，許多問題都“被一層厚厚的繭”包裹著，只有“繭被撕破了，那只難看的生物才會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