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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種疾病，到不同的醫院、看不同的醫生，會得出不同的診斷結果、治療方案——在大部分疑、難、雜、重癥上，這可以理解；但在常見病、多發病領域，這卻是診斷標準、治療計劃沒有規范的結果。

    在兒童耳、鼻等重大疾病領域，這個尷尬的空白將被填補。記者從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獲悉，由該院牽頭，聯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同仁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等全國40多家大型醫療機構和研究單位，將啟動《我國耳鼻重大疾病的早期發現、規范診治和防控體系研究及推廣應用》項目。

    作為衛計委在推出醫療體制改革后的一個重要項目，該項目獲得國家資助金額2500多萬元，計劃在三年內完成。這是我國首次在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領域投入如此巨大的公益性科研項目。

    不規范治療耽誤病人

    我國醫學科技不斷進步，新生兒死亡率正在不斷下降，兒童疾病譜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新生兒出生缺陷、環境因素疾病、小兒腫瘤等占據了現在兒童疾病譜的前位。其中，聽力障礙是新生兒出生最常見的功能缺陷之一。

    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我國，聽力言語殘疾居五類殘疾的第二位，我國現有聽力言語殘疾人2057萬，0-7歲的聾啞兒童約74萬，且以每年約2-4萬新發病例的速度遞增。由于2-3歲是語言發育最重要和關鍵的時期，而嚴重聽力障礙兒童由于缺乏語言刺激和環境，不能建立正常的語言學習，將嚴重影響患兒的言語、認知和情感的發育。

    現代醫學實踐已經明確，早期發現聽力障礙后，早期給予適當的干預措施，例如配助聽器、人工耳蝸植入等，可以有效減少上述情況。但目前依然有一定數量的孩子沒有得到“適當治療”，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機。

    從事兒童耳聾治療十多年，該項目首席專家、新華醫院耳科學研究所所長吳皓教授著急地告訴記者一些“身邊的事例”：一個出生后診斷為“80-90分貝耳聾程度”（即“重度耳聾”）的孩子，跑到A醫院，得到的診療方案是“配助聽器就可以，不用裝人工耳蝸”；到了B醫院，得到的方案是“只有馬上裝人工耳蝸，將不會變成聾啞兒，將來才能開口說話”；到了C醫院，得到的方案是“沒關系，等孩子大了說，說不定發育了就好了”。與此同時，盡管我國已有《新生兒聽力篩查技術規范》等文本依據，但由于各地醫生篩查水平參差不齊，“漏篩查”情況依然存在。

    “均質化”惠及廣大患者

    此次啟動的耳鼻重大疾病項目，就將致力于“規范診斷與治療”。針對我國人群影響重大的耳鼻疾病，項目將通過3年時間，集合全國三甲醫院內的100多位專家，建立一張診治“規定路線圖”。

    據悉，該項目基于由新華醫院牽頭的全國新生兒聽力篩查工作推廣十多年的經驗，希望通過3年時間實現3個預期目標：

    首先，出臺規范診療指南，通過聾殘人聽力測試、診斷、綜合干預和康復評估相關技術的規范化、推廣應用以及相關技術的研發，研究擬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重度極重度聾臨床診療規范、診斷與療效評定標準，從而建立重度極重度聾患者的“聽力康復路線圖”。

    其次，制定技術準入標準，通過整合我國現有耳科學、聽力學等多學科的優勢資源，聯合國內不同區域大型耳科和聽力中心，建立3-5個聽力障礙診斷和干預示范基地，培養技術骨干以推廣人工耳蝸植入等項目，并幫助醫療欠發達地區提升篩查及診斷水平。

    最后，搭建共享信息平臺，計劃初步建立聾殘人聽覺康復訓練“信息高速公路網”，形成新型耳鼻重大疾病診斷和防控預警網絡體系，實現全國優勢醫療資源的共享與整合。

    在專家看來，這種規范治療的意義還在于“均質化”醫療水平，將發達地區、知名醫療機構的經驗推及至更廣大的醫療學科領域。

    “規范”還利于醫患關系

    今后，兒童耳鼻科等疾病，也將有如同西方國家由醫療專科協會推進的“臨床路徑”可借鑒——為規范醫生的診斷、治療等醫療行為，對于某個臨床上常見、多發疾病，設立了具體細致的一步步診斷標準、治療方案、用藥計劃等等。目前，國內部分三甲醫院，醫生在部分疾病有嚴格的“臨床路徑”可循，但并非全國強制行為。

    醫生說，這與我國“醫療規范意識”薄弱有關——也與醫療環境有關。“在國外，醫生習慣性將診療指南或規范，放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有不清楚的，比如用藥劑量不清，就隨時翻書；病人見狀，覺得醫生很負責。而在國內，醫生這方面的意識還有待加強；另外，當病人見到醫生看病還需要查書，會對醫生的診療水平產生質疑。”

    “某種程度上，一個病人在不同醫生處獲得不同的診斷與治療方案，也加深了病人對醫生的不信任。”在專家看來，“診療規范”的推廣與強化，不僅將惠及病患，也利于醫患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