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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仇恨持刀偷襲我的人，只是希望通過我的鮮血來警醒社會。

    2013年12月19日，在北京人民醫院和航天總醫院刀刺兩名醫生的呂福克，因故意殺人罪終審獲刑13年。

    作為受害者之一的趙立眾，則照常天不亮就上班了。夜晚8點，結束一天急診的趙立眾返回家里，轉發了呂福克案終審的媒體報道，并用這樣一句話形容自己的心情：“兩敗俱傷沒有贏家。”

    如今的趙立眾，右后頸還遺留著四五厘米長的傷口，每次出診都焦慮恐懼，頭發也白了一半。他甚至害怕身后有人，“一定要將病人和家屬置于自己視線之內”.

    悲劇源于2012年4月13日，為患者診治的他被呂福克用匕首刺成重傷。同日上午，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另一名醫生邢志敏，也被呂割斷了頸靜脈。

    趙立眾從昏迷中醒來，發覺恐懼在醫院迅速蔓延。這個從事急診工作15年的醫生，決定在“有時是菜刀，有時是拳頭”的醫院里干下去。被刺第三天，他實名認證了微博，寫下了后來成為其微博簽名的一段話：“我并不仇恨持刀偷襲我的人，只是希望通過我的鮮血來警醒社會。”

    趙立眾努力越過沖突，去尋求醫患雙方矛盾的源頭。可是，當思考走到這兒，就撞上了堅硬的醫療體制。

    “他們也可憐。”這是趙立眾最終得到的答案。

    趙立眾常會接待一個瘸子，騎著三輪車來看病，錢不夠，趙會借他兩百來塊，過陣子還回來，一堆皺巴巴五塊十塊的零錢。前幾天，瘸子又來找他，說醫保又快用完了……

    急診室也曾送來一個五十多歲的農民工，心律只有40,屬于心動過緩，需要馬上手術治療。老伯安靜地聽趙立眾說著，聽到要錢，安靜地走了，“我想治，但我沒錢”.

    “這不是患者的文明問題，也不是醫生的道德問題。”趙立眾感覺悲觀，“短時期里，改變體制上造成的醫患矛盾是艱難的。”

    這也是暴力之外，趙立眾最恐懼的：被刺兩年了，他感覺正目睹著整個醫療體系的弊端，深陷其中的卻是自己的家庭。

    2012年8月，趙立眾的父親患上了再生障礙性貧血，這個年過不惑的兒子真切體會了一個病人家屬的無奈：選擇治療方案的猶豫，找不到父親急需的血源，還有昂貴的住院賬單。

    更讓他感慨的，還有醫生的服務價值之低：3個月花掉了50萬，41萬的藥費占了八成，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只有1430元，占總數的0.28%.

    醫生的勞動不值錢，尊嚴與信心也在現實中跌到了谷底——主治醫生甚至不想接這個活兒，怕治不好，怕醫生變為患者后更能鬧事，只能謹慎地對他說：“治可以，你要做好準備。”

    2013年7月，他的孩子又得了肺炎，需要輸液治療。簡單的病癥，醫生卻把病歷寫得謹慎小心。趙立眾在一旁看著，處處感受到的是“醫護人員小心謹慎防范風險”.

    “少數病人鬧騰的結果，是步步為營滴水不漏的戰略。”趙立眾心理很不是滋味，“對醫生的信任去哪里了？”

    而信任的缺失，讓病患成了敵人，最終兩敗俱傷。

    趙立眾至今記得，他有個朋友，帶著媽媽去看病，要做一堆檢查。朋友打電話來抱怨：“你們大夫都什么玩意，黑了心，想掙錢都想瘋了吧。”

    朋友轉了院，卻得到了一個最壞的結果：母親患上了頸椎轉移癌，而轉院耽擱了二十余天，讓老人的病情嚴重到了不可挽回的局面，“打一個噴嚏可能頸椎就骨折了”.

    “我只要我媽，求求你了……”聽著朋友在電話里的哭訴，趙立眾無可奈何。

    如今，趙立眾所在的急診科約有30人，每年都有兩三人離開，“壓力太大”;而他昔日的同學，如今已有三分之一選擇了離開中國。

    趙立眾則選擇堅守。2013年10月，溫嶺殺醫事件后，“醫生實名聯署**”活動，呼吁徹底推進醫改、依法處理肇事者、推行醫院暴力零容忍。

    “作為醫院暴力的受害者，我有著切膚之痛。”趙立眾說，“自己更有責任參與，來改變糟糕的現狀。”

    趙立眾成為10名最先簽下名字的醫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