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月4日到3月17日,據公開報道進行不完全統計,深圳、南京、煙臺、東莞、棗莊、潮州、象山、北京、綿竹、宣城、成都、德陽、紹興共發生傷醫辱醫事件13起,而且發生頻率正在加快。被毆打的醫生,輕者軟組織挫傷,重者骨折、癱瘓。名單還在不斷被時間刷新。
干,還是不干?成為了許多醫生心頭不斷打轉的問號。
雞肋
張中銀,東莞東華醫院副院長,是一名內科醫生。一周之內,只有一天下午有半個小時的空當來見記者。他說,在醫院里,自己還不算最忙碌的,外科醫生,有時一進手術室就是整整一天,B超醫生,常常連飯都沒時間吃。“口渴了不敢喝水,因為怕上廁所耽誤時間。”“任何單位在晚上都可以關門,只有醫院不能;任何人面對大災大難時都是往外跑,只有軍人和醫生在往里走。”這是張中銀的慨嘆。
梁玉(化名)是成都一家大醫院的內科護士,她的基本工資是2500元,加上績效工資,一個月到手4000元左右。她感到滿意,因為成都生活成本不高,相比四川最好的華西醫院的護士,她還高出一大截。“她們一個月只有2000多元。”不滿意的是工作壓力太大。上夜班時,內科只有她一個護士,照料20多個病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每隔兩小時就要查一次基本體征,因此她必須隨時保持清醒。工作壓力還包括考核壓力,“3天一大考2天一小考”,一個月下來要考十幾次,90分合格,一次不合格扣罰200元,2次不合格當月績效工資全部泡湯。因此在工作的時候,她和同事們腦子里想著的都是考試。
道德困境
3月22日凌晨3時許,值夜班的梁玉在內科護士站,一名護師走進無菌配藥室,打開柜子,提起一個塑料袋離開。那個塑料袋里裝著這半個多月“省下來”的藥物。不是普通的藥物,而是昂貴的處方藥。“有人血白蛋白,國產的一瓶好幾百,進口的得上千元。”梁玉不敢說話,護師比護士職級高,自己在她手下做事。
這是心照不宣的秘密。醫生給病人開了貴重藥劑,護師在無菌配藥室配置準備注射的時候,有時會偷偷藏下一瓶。
如果沒有醫生處方,這些藥在市面上買不到,但社會需求量又很大。護師拿出去,加價一倍都能迅速轉手。
秘密不止于此。有的醫生為了多拿一點藥品提成,會把藥開多一點。“針劑開大了怕打出問題,那就選擇浪費,注射液只需兩支,就開3支,第三支只抽一點點就扔掉。”梁玉認為,社會對醫護人員的不信任,也并非盲目。
四川綿陽的醫生蘭越峰,把“過度醫療”稱為“偷竊”。在蘭越峰看來,不少醫生是一邊嚷著工資低,一邊過著富裕的至少是中產的生活。蘭越峰說,90年代以后感覺藥品回扣猖獗,醫生工資為300元至600元,狠一點的,僅藥品回扣一個月就有3000多元。開檢查,收住院,都能拿獎金。收一個病人住院獎勵50元,可以出院的病人,都要留著多住一個星期,叫做“壓床”。在蘭越峰看來,一些醫生的行為突破的已不僅是道德底線,早已逾越法律底線,人們的期望,也從對善良的訴求轉向對規范的訴求。
雙向的安全
醫療行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它遭受的責難和面臨的現實矛盾都會是其它行業的倍數規模。
去醫院的人又都普遍身懷痛苦,心理脆弱,相當一部分人還對經濟負擔極其敏感。這背后是社會保障水平與醫療發展水平的極度不匹配。張中銀說,我們的社會保障水平停留在第三世界,醫療水平則已世界一流。但財政對公立醫院投入太少,而對民營醫院,投入更是幾乎為零,醫院一方面不得不去努力掙錢,一方面有沖動放開手腳賺錢。病人的低保障與醫院的創收壓力疊加,看病貴就空前凸顯。
恰在此時,中國的人均GDP正處在“中等收入陷阱”區間。張中銀說,這個區間內,也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的時候,社會信任度極低。醫療行業也不例外,甚至像雪球一樣,把其它社會領域的矛盾也滾了進來。
一個名為“空鼻癥自救聯合會”的QQ群里,許多人每天都在叫喊著要殺死醫生。
當醫生群體掉入安全困境之后,患者的安全問題一樣浮上水面。張中銀說,大處看,醫生的職業不安全感會影響醫療技術水平的提升,小處看,則會導致醫生治病時縮手縮腳,治療方案“不痛不癢”,治療效果則是“不死不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從內心上說,這并非醫生所愿,而是源于職業恐懼。
四川新津縣人民醫院有一名醫生,原來技術純熟,現在一遇到危重病人要搶救,就會雙手發抖,醫院一直在對他進行心理開導。
有時候,恐懼源自于對法律后果的無法預期。醫生手寫的處方、病歷可直接作為司法證據。這看似保護了盡職的醫生,實際結果則可能完全相反。張中銀說,一個醫生,一年可能要寫上萬份處方、病歷,絕對無法做到份份完美。
大多數情況下,醫療**的患者當事方并不愿走法律程序,張中銀說,即便走上法律程序,醫生也可能是弱勢的。
不過醫生依然呼喚法律,更細致和嚴厲的法律。
路在何方
從南京口腔醫院護士被打事件開始,輿論的同情心,不自覺地轉向了醫生。
“我做了20多年外科醫生,沒有發生過一起醫患**。”這是新津縣人民醫院院長溫爾剛自信的告白。在成都,凡有醫療改革措施***,新津醫院都是第一個試水。溫爾剛去年從四川省人民醫院調至該院,成為一個“尋路者”。
去年10月1日開始,新津醫院在成都試點取消藥品加成,同時提高治療費、病房***,以肯定醫生的專業知識價值。治療費和***的增加部分,全部由醫保報銷,避免病人支出的此消彼長。
在各類醫療**當中,最常見也最難處置的情況是患者的突發性死亡,醫生的技術性話語系統與死者家屬的情感性思維系統無法對接,矛盾**不斷發酵。
新津縣在歷次改革中找到了一些經驗。該縣30.87萬人口,通過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走訪調查,全縣95.33%的居民都已建立電子健康檔案。患有心腦血管病的病人被重點關注。普通高血壓患者由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跟蹤,高危病人則由縣醫院負責。
醫生經常到高危患者家中指導平時的生活和用藥。“這種日常接觸,便于一次次地告知、分享病情以及預后,他知道你關心他,將來某一天患者入院突然死亡,家屬不理智的可能性就很小。”溫爾剛說,“家屬總認為 "好端端的人怎么說沒就沒了"?我們的前期工作就是告訴他們,人并不是好端端的。”
張中銀也說,醫生不能僅有專業知識。“現在我們也在加強醫生的人文知識學習,你得會跟人溝通。”
新津縣的探尋,會讓許多地方**搖頭:工作量太大。溫爾剛說,真正做下來也沒想象的難,因為高危患者人數不多,除了家訪,還常常組織他們參加針對性的講座,保證“前期預警”一一落實。
行政部門常常被認為與醫院同穿一條褲子。新津縣建立衛生投訴中心,隨時接受患者投訴,及時反饋處理結果。每月由藥事管理委員會對縣鄉兩級處方進行點評,發現不合格的及時公示和處罰,原本不知情的當事患者一樣可以看到。
心理堅冰,步步消融。過去4年時間里,新津醫院的門診人數從10萬增長到50萬,醫鬧則已在去年完全絕跡。
溫爾剛說,作為醫生,完全不必心理沮喪,畢竟傷醫事件概率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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